從設定地上權的倫理與制度──輝達選址的可能替選方案

林健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

近期輝達（NVIDIA）計畫在台設立研發據點，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外界原以為這將是中央與地方攜手打造高科技旗艦基地的契機，卻意外陷入「地上權」爭議。新光人壽欲以天價釋出土地權利，輿論隨即譁然，也讓這場企業合作轉化為一場關乎制度倫理、公共信任與土地正義的討論。

據台北市政府揭露，新光人壽若以107億元的對價釋出地上權，雖屬契約自由的範圍，卻在社會觀感上難以服眾。地上權制度原意在於讓土地所有者保有產權，同時鼓勵他人投資開發、活化閒置資源，使公私雙方受益。然而，當制度被轉化為「權利買賣」的投機工具時，便失去了原本的公共性。若企業僅以轉手權利為目的，而未實際參與開發或經營，其所得即屬不勞而獲，從社會倫理角度來看，難以被視為正當利益。

在取得地上權之後、尚未開發之前，就進行地上權交易，勢必引發「買空賣空」的社會疑慮。這樣的操作模式容易被視為土地投機或制度弊端的典型案例。尤其在本案中，新光人壽開出高達107億元的天文數字，更加深了社會對「以權謀利」的負面印象。這並非單純的商業談判問題，而是牽涉到制度設計是否被扭曲、公共資源是否被濫用的根本性質疑。

地上權可能被濫用

地上權制度本身並非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它被如何使用，究竟是以開發創造價值，還是以權利套利。當制度被用於投機時，便從「鼓勵生產」淪為「助長投機」，這正是本案引起社會不安的根源。

市政府之所以明文禁止地上權轉售，正是為了防止這類「未開發先套利」的行為。若地上權成為一種金融商品，而非開發工具，制度將失去正當性。地上權應是促進投資、延伸公共價值的制度，而非短期投機的標的。

然而，若地上權人願意實際投入開發、完成建設後再行移轉，性質則完全不同。這代表其已承擔風險與成本，為城市發展貢獻建設成果。此時的報酬屬於合理的市場回饋，繼受人如輝達，透過取得建物與地上權來使用或出租，形成明確的對價關係，交易具備經濟與倫理的正當性，也符合公共政策的初衷。

法律關係與制度風險

在法律層面上，輝達並非T17、 T18兩筆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的當事人。台北市政府與新光人壽作為契約雙方，均受原合約條款與法令拘束。輝達以第三人身分介入，只能尊重現有契約架構，並配合台北市政府與新光人壽提出的解套方案，而非直接參與契約的變更或設定。這樣的角色定位，決定了輝達在本案中無法單方面要求條件修改，也說明了制度程序的重要性。

更進一步而言，若為個案修改設定地上權契約，使新光人壽得以在轉手之間獲取暴利，將使公務員陷入「圖利他人」的風險疑慮。對公部門而言，任何行政上的例外都可能被社會視為偏袒特定利益。即便交易契約中設有保密條款，一旦進入司法程序，相關文件終將公開；屆時任何私下協議都將攤在陽光下，市政府也難以杜絕社會悠悠之口，甚至讓輝達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正因如此，維持制度的一致性與行政的中立性，成為市府最務實、也是最安全的選擇。

合法框架下的解決方案

從公共治理的角度看，既已公告招標，合規且沒有爭議的方案往往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決策若能建立在公開程序與公平原則之上，而非私下協商與利益交換，才能維持社會信任。這樣的制度運作或許看似僵化，卻最能保護公眾利益。當各方都尊重制度邊界時，政府不必讓步、企業不需投機，社會也不再對土地政策心生疑慮。

在主政者不願修改地上權合約的前提下，新光人壽與輝達之間仍可尋求合作的彈性。若新光人壽能依照輝達的設計藍圖興建，待建物完工後，再以合理價格將建物與地上權一併出售給輝達，不僅能滿足輝達的需求，也可讓新光人壽獲得合理報酬，同時不違反市府規定。這種作法兼顧法制穩定與商業彈性，更重要的是，維護了社會公平的底線。

制度的價值與社會信任

土地制度的價值，不在於誰能賺取最多的權利金，而在於能否引導資源投入具生產力與社會貢獻的領域。當地上權被用作投機工具，制度的正當性便被侵蝕。土地政策的核心在於防止土地投機的社會不道德。唯有回歸「以使用創造價值」的制度精神，方能兼顧市場效率與社會正義，讓公共資產成為社會進步的支柱，而非少數人牟利的籌碼。

既然新光人壽已依法取得地上權，市政府應尊重其合法取得的權益；同樣地，買賣須基於雙方合意，輝達若不同意新光人壽的條件，也不必強人所難，可另覓地點設立據點。何況中央政府已主動盤點出其他適合輝達進駐的基地，無論在交通條件或產業環境上，都具備同等甚至更高的發展潛力。從這個角度看，本案不必被綁在單一地點或個別契約上，反而能促使整體科技布局更具彈性與前瞻性。雖然這樣的結果未必最理想，卻能避免法律糾紛與輿論風波，維持制度的穩定與信任。

結語

從新光與輝達的爭議中，我們看見的不只是企業談判的分歧，更是一場制度信任的試煉。當社會要求透明、企業講求效率、政府堅守程序，三者的張力必然存在。然而，現代治理的成熟不在於誰讓利與誰，而在於能否在制度內找到平衡。公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應確立「公義優於利益」的價值基準。唯有讓土地回歸公共精神，讓制度為社會服務，而非被不勞而獲的利益主導，台灣社會才能走出爭議，建立成熟而穩定的地上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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