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碼與底線：戰俘、談判與人道法的當代演變╱魯云湘

魯云湘（戰略智庫研究員）

戰俘議題，從來不僅屬於人道範疇，而是戰爭邏輯與和平秩序之間的灰色接口。無論是「人道暫緩」、「停火」、「停戰」還是「終戰」，戰俘的釋放與交換，往往成為談判過程中最關鍵、也最具象徵性的議題。它不只是軍事結果的反映，更是政治博弈的延伸。在此之間，人性與權力交纏，法理與現實並立。

《日內瓦第三公約》明文規定：戰俘在敵對行動結束後，應即釋放並遣返（第118條）。這一條款的精神，是將「戰俘」視為暫時拘留的戰爭產物，而非懲罰或政治人質。然而在實務上，「敵對行動結束」的定義往往模糊。停火不等於戰爭終止，停戰也不必然意味和平，於是戰俘的歸屬，常落入法律與現實的縫隙，成為最難啟動、卻最具象徵意義的議題。

此外，公約對交換與遣返的具體程序有細節規定，例如要求遣返應在終戰後立即執行（第119條）。然而，公約中關於戰俘必須隨時受到人道待遇（第13條），乃至於規範扣押物品歸還（第18條）的最低標準，在現實中常受挑戰。挑戰包括：國家以安全為由延遲遣返；單方面釋放極少發生；或在拘留期間爆發虐待事件（如烏克蘭戰俘案），在在突顯公約執行力的侷限。

而戰俘釋放的可區分以下四個階段：
一、人道暫緩（Humanitarian Pause），人性進場的最低門檻。在戰事最激烈階段，國際紅十字會與聯合國常以「人道暫緩」名義介入（如2023年11月上旬以哈暫停戰鬥），目的在確認戰俘生存狀況、送醫或交換遺體。此時釋放極少，更多是「探視」與「紀錄」，象徵戰場上仍存最低限度的互信。

二、停火（Ceasefire），戰俘成為誠意測試的籌碼。當火線壓力下降、局部停火生效時，戰俘釋放常作為外交誠意的象徵。若順利進行，代表衝突可能轉入政治階段；若破局，則顯示敵意猶深。戰俘在此階段，是初步信任的試金石。

三、停戰（Armistice），政治化的交換階段。在停戰協定簽署時，戰俘往往成為政治交換條件。韓戰《板門店協議》中「自由選擇遣返」即為冷戰初期的象徵性對抗。名單與交換方式反映雙方對合法性與勝敗敘事的界定。

四、終戰（Peace Treaty），戰俘釋放的法律收尾。終戰協定簽署後，所有拘留的法律依據即告消失。越戰結束後的「Homecoming Operation」成為和平的象徵化儀式，藉戰俘歸國鞏固政府正當性。

在資訊戰與輿論戰交錯的年代，戰俘已不只是被保護的個體，而是被利用的訊號。如俄烏衝突中，烏克蘭釋出俄軍俘虜影像以顯示俄軍士氣潰散；俄方則播放烏軍「供述」影片指控西方介入。這些行為在國際法上具爭議，卻顯示戰俘的戰略價值：他們是影像化的戰果、道德武器，也是外交籌碼。

而在非對稱衝突中，戰俘問題更顯複雜。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俘交換即為典例：2011年沙利特案，以色列釋放逾千名囚犯換回一名士兵；2023年11月短期停火期間，雙方交換約240名巴勒斯坦囚犯與110名以色列人質。至2025年，美國調停下，哈馬斯釋放最後20名人質，換取約1,950名巴勒斯坦囚犯，包括250名終身監禁者。

哈馬斯作為非國家行為者，不完全受《日內瓦公約》約束，使人質待遇爭議頻仍，也突顯人道失衡。相較之下，國際人道法（IHL）透過共同第三條（Common Article 3）及1977年附加第二議定書，適用於非國際武裝衝突中的非國家武裝團體，強調最低人道待遇（如禁止酷刑、侮辱）。此外，國際習慣法也約束這些行為者，強制遵守核心規範（如禁止不人道待遇），但缺乏正式批准機制，導致執行力弱於對國家的約束。

國際紅十字會（ICRC）與聯合國（UN）仍是國際中主要的中立調解者。ICRC身為《日內瓦公約》守護者，負責監測拘留條件與協助交換；UN則以安理會決議敦促遵守國際人道法。然而在地緣政治分歧下，執行力有限，正如ICRC在烏克蘭戰俘虐待案中難以獲准探視。

同時，人工智慧與數位戰爭改變了遊戲規則：AI可用於識別戰俘或生成假影像，甚至用於資訊戰宣傳，放大道德困境。ICRC 2024 年《Safeguarding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from Digital Threats》報告已警示：科技應服務人性，而非取代人道。

具體而言，AI在戰俘身分認定上可能因訓練數據偏誤導致誤認，特別在多民族衝突中，增加無辜者被誤拘風險；在人道探視方面，數位工具雖可遠距監測拘留條件，但易遭網路攻擊干擾，洩露敏感資訊或操縱記錄，挑戰國際人道法的透明度與尊嚴保護。未來，需強化AI倫理框架，以確保科技助益而非危害戰俘權利。

戰俘問題橫跨戰爭與和平的臨界線。當雙方仍在交火，卻願意釋放俘虜；當敵意仍在延燒，卻願意談及回家，那一刻即意味戰爭結構開始鬆動。真正的「和平」往往不是從條約簽署開始，而是從戰俘名單中第一個被釋放的人開始。他不是戰略的勝利者，而是文明的幸存者。（照片翻攝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