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不能拿諾貝爾獎

2025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包括日本的 Susumu Kitagawa（因為金屬有機框架材料的突破），而醫學獎得主之一也落在了日本的 Shimon Sakaguchi（與美國同僚共同發現調節型 T 細胞機制、揭示免疫耐受性）。這樣的發展，讓人好奇為什麼在亞洲，日本人在諾貝爾獎的舞台上頻頻出現，而像台灣這樣原本學術基礎不算薄弱的地方，至今仍未培育出台灣本土的得獎者？

當我們觀察諾貝爾得主的背景時，往往發現一條共通脈絡。他們多數在博士或 postdoc階段曾經赴歐美頂尖實驗室歷練，與全球最活躍的研究節點互動深厚。即使最終研究成果是在日本完成的，那份與全球科學網絡的連結，使得他們的成果更容易被國際科學界看見。日本學者整體的國際能見度與交流密度，比許多亞洲國家更高，更能在科學界占得一席。

在產出頂尖「影響力」論文的能力上，日本也表現強勁。計量科學研究指出，許多國家即便有大量論文，但少有能進入「高引用」的頂端。真正能夠被視為可能達到諾貝爾水準的成果，往往就是那些在引用排名中最頂尖的少數文章。日本學術體系以其穩定的資源、人才傳承與長期耕耘，成功在這個區域保持高水準。換句話說，它不只是能「產出很多不錯的論文」，更能偶爾出現那種能改變領域格局的突破。

這樣的累積效應令人仰望，但對台灣而言，幾個長期結構性的瓶頸至今未被跨越。首先資源規模與經費限制是最直觀的障礙，台灣作為中小型經濟體，政府與企業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從來無法與日本、美國、歐洲大國相比。在這種有限資源之下，要支持數年、無法立刻見效的高風險基礎探究，就變得格外艱難。

其次人才傳承與核心實驗室的聚合能力尚未形成，諾貝爾級的突破往往來自一個研究團隊、實驗室或學派的傳承與累積。日本在若干領域已有世代傳承的旗艦研究單位，能夠培養年輕學者接續、更進一步探索。相比之下，台灣雖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學和科研中心，卻常難在國際研究領域形成那種捲起浪頭的「核心節點」。

台灣在戰略選擇上，建構幾個世界級的研究中心或旗艦實驗室，集中資源在若干先進領域深入布局，而不是平均分散。透過與國際頂尖團隊的長期合作、強化在國際期刊的曝光、鼓勵研究者兼任國際學術活動與組織，提升台灣學界在國際科學體系中的能見度與地位。更重要的是，逐漸塑造一種能容忍冒險、可承擔失敗、允許長期醞釀的科研文化。（作者為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