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日本的寧靜革命，讓大和民族走到十字路口：當政客忙著討好「失落世代」，經濟學家卻直言：400萬「新日本人」才是財政救星

2025年的秋日，自民的大腕們剛剛結束一場總裁大位爭奪戰。各方關注的焦點大概都是「第一位女性總裁」與「最年輕總裁」，哪一個會先成為日本政治的現實，這位待命首相又要如何突破少數執政的困境，進而解決日本內外的一連串困境與挑戰。不過在這場五搶一的魁爭霸戰中，候選人們不約而同地聚焦在被稱為「失落世代」的勞動人口；於此同時，移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湧入這個以單一民族著稱的島國，這些人力填補著從偏鄉農田到都會照護的勞動力缺口。

這兩股看似平行卻深刻交織的潮流，正共同譜寫一場日本未來身份認同的寧靜革命——一邊是政治上對中產階級的覺醒與討好，另一邊則是經濟上對「新日本人」不可逆轉的依賴，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陣痛與融合挑戰。

銀髮民主的黃昏？自民的「中年覺醒」

「我們將創造一個讓勞動世代真正感受到『努力有回報』的日本！」前經濟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鷹之在9月22日的聯合記者會上，鏗鏘有力地喊出了這句口號，精準地捕捉了2025年日本政壇的核心變革。

長期以來，日本政治被所謂的「銀髮民主」（Silver Democracy）所主導——政治人物優先考慮投票率極高的老年族群，政策也向他們傾斜。然而，2025年7月的一場參議院選舉，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徹底打醒了執政的自民。選舉結果顯示，勞動年齡層的選民大規模地拋棄了自民，轉而將選票投給了承諾削減消費稅的反對。自民提出的現金發放方案，在他們眼中顯得如此不切實際，甚至帶有幾分輕蔑。

《日本經濟新聞》引述選後的檢討報告：「許多聲音表示，自民對雙薪家庭毫無作為」、「自民優先考慮老年人，拋棄了年輕一代」。該報告更直言不諱地承認，這種「銀髮民主」的標籤，正是導致支持度流失、選民轉向他的關鍵因素。

彷彿大夢初醒，這屆大人們終於想通了。在這場決定誰將接替石破茂成為下一任首相的魁選舉中，五位候選人——小泉進次郎、林芳正、茂木敏充、小林鷹之與高市早苗——不約而同地將政策重心轉向了中產階級與勞動人口，上演了一場「討好中年世代」的政策軍備競賽：包括將平均年薪提高100萬日圓（小泉進次郎）​、讓每年1%的實質薪資成長成為常態（林芳正）、三年內實現10%的薪資成長（茂木敏充），即使是未提出具體數字的小林鷹之與高市早苗，也將增加可支配收入作為核心政見，計畫透過修改所得稅法來實現。

除此之外，包括提出各種稅制改革或減稅措施，甚至​不排除思考與討論野提出的「調降10%消費稅」議題，都成為自民總裁候選人爭取選民認同的方向。不過減稅與擴大支出的承諾，導致日本政府公債殖利率近期創下歷史新高，以至於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的經濟學家斯特凡·安格里克（Stefan Angrick）認為：「無論誰勝出，結果都大致相同：政府將放鬆財政煞車，緩解家庭的生活成本壓力。」

然而，在這場喧囂的政治許諾背後，一個更深刻、更無法迴避的經濟現實，正在快速重塑日本社會的根基。

經濟學家打臉「搶飯碗」論：外國人才是日本財政的救星？

當政治人物還在為如何從日本國民口袋裡「少拿一點」而辯論時，經濟數據早已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沒有「外人」的口袋，日本經濟可能會陷入更糟糕的境地。根據日本移民服務局的最新數據，截至今年6月底，居住在日本的外國國民人數攀升至3,956,619人，創下歷史新高，僅半年就增加了超過18.7萬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停留少於三個月的短期訪客。

更引人注目的是，這些「新日本人」不再只是集中在東京、大阪等大都會。《日經》指出，從2014年到2024年的十年間，在宮崎、熊本、和歌山、青森等七個縣，外國勞動者的人數增加了超過四倍。以宮崎縣為例，2014年每294名勞動者中只有1位是外國人，到了2024年，這個比例變成了驚人的1比63。

三菱UFJ研究與諮詢公司的首席研究員加藤誠直言：「我們看到一個規律，日本本地人越是流失的地區，技能實習生和特定技能勞工就越多。外國人的存在，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變得越來越明顯。」在日本的住宿和餐飲服務業，每15名員工就有1位是外國人；製造業則是每17人中有1位；建築業的外國勞工十年內暴增了九倍；醫療與福利服務業（包含安養院照護人員）激增了八倍；就連漁業也成長了六倍。移工的身影如今已是日本經濟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是他們支撐著因高齡化與少子化而瀕臨崩潰的產業。

日本社會對於引進外國勞工，一直存在著「搶飯碗」、「影響社會秩序」的憂慮。然而，由《日經》與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CER）在2024年共同發起，針對近50位頂尖經濟學家組成的「經濟學家小組」所做的調查，卻得出了顛覆性的結論。高達76%的受訪經濟學家認為，增加外國居民將提高一般日本國民的生活水準。東京大學勞動經濟學副教授田中麻理指出：「外國勞工的增加，將有助於緩解商品和服務的短缺，以及物價的上漲。」

對於「搶飯碗」的擔憂，一橋大學比較經濟史教授森口千晶引用實證研究表示，外國與日本勞工主要形成互補關係，並未對日本勞工的薪資或失業率產生負面影響。最令人意外的是，針對外國人可能增加福利負擔的疑慮，竟有66%的經濟學家認為，增加外國居民將改善日本的財政平衡。理由很簡單：他們很年輕。根據法務省2024年底的統計，20多歲和30多歲的年輕人佔了所有外國居民的55.9%。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貿易教授笠原博幸分析：「接納更多外國人將提高青壯年勞動力的比例，從而帶來更高的稅收和社會保險貢獻。」一橋大學公共財政學教授佐藤基宏補充說：「許多外國居民屬於勞動世代，他們在稅收和保險費上的貢獻，遠多於他們所獲得的福利。」

「歡迎光臨，但別在我家後院」：東京的融合陣痛

當鏡頭轉向世界最大的都會區——東京。在這裡，外國人不僅是勞動力，更已成為人口結構的核心驅動引擎。根據總務省的人口調查，截至2025年1月，東京年增的9萬多人口中，竟有81%是外國人。若是在新宿區和豐島區，這個趨勢更加驚人：2024年，20至24歲的年輕人中，外國人佔比分別高達37%和38%。走在這些區域的街頭，你聽到的語言、看到的臉孔，都在宣告一個多元文化時代的來臨。

然而急遽的人口結構轉變，正引發劇烈的社會摩擦。

2025年9月，東京的都廳連續多日聚集了抗議人群。他們高舉「反對移民」的標語，高呼口號，要求撤回東京都政府與埃及商業團體在8月達成的一項協議。該協議旨在協助埃及勞工在日本找到工作，以應對日益惡化的勞動力短缺。但這個單純的勞務合作計畫，卻在社群媒體上被謠言和過度反應所扭曲，點燃了排外情緒的火焰。

這股暗流也滲入了政治領域。在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高舉「日本人優先」口號的新興保守政「參政」獲得了顯著的斬獲。移民政策，也因此成為自民魁選舉中一個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甚至在9月25日，因為不實訊息的傳播，撤回了一個旨在促進與非洲交流的計畫。東京都政府官員憂心忡忡地表示，他們收到的基於不實訊息的投訴越來越多，「這可能使推行有關外國人的政策變得更加困難」。

在江戶川區，這個矛盾被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來。近年來，該區的尼泊爾居民急遽增加，截至2025年7月已達58,185人，是三年前的2.2倍，超越越南裔成為僅次於中國和韓國的第三大外國族群。2021年開辦的尼泊爾學校「喜馬拉雅國際學院」，在今年4、5月開學季收到了大量投訴，例如學生們上學途中佔滿了整條馬路。文化與生活習慣的差異，成了社區摩擦的導火線。

但融合的努力也同時在發生。9月17日，區公所為該校學生舉辦了關於交通規則和禮儀的研討會。學校也迅速反應，為學生和家長開設了關於日本生活禮儀的課程。9月20日，校長卡盧·梅塔（Kalu Mehta）帶領約30名師生，在附近的小岩車站周邊撿拾垃圾。他感同身受地說：「如果在我尼泊爾的家附近突然湧入大量外國人，我也會擔心。我參加這個活動，是為了與當地居民溝通。」

江戶川區對此並不陌生，因為從2000年左右，該區南部就有大量印度居民移入，如今印度社群已成功融入當地，甚至有印度移民在小型季節性祭典中擔任籌備委員。江戶川區區長齊藤猛預測，到2100年，該區每五位居民中就有一位是外國人。他務實地說：「外國勞工在護理和建築等領域是不可或缺的。我們並非給予外國人特殊待遇，但確保他們能獲得與日本人同等水準的政府服務，是政府的使命。」

雙軌並行：菁英吸引戰與底層管理術

面對這股不可逆轉的浪潮，東京都政府正採取一種雙軌並行的策略：一手向全球頂尖人才張開雙臂，另一手則試圖更有效地管理龐大的藍領移工社群。為了實現其「全球第一城市」的長期目標，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正積極推動一項野心勃勃的計畫。目標是在2030年前，將高技能外國專業人士的數量從2024年的水準翻倍至5萬人。

為此，東京都政府最早將於11月推出針對國際學校的全面支持計畫。從協助尋找校地、媒合土地與建築所有者，到協助制定商業計畫、引入金融機構與投資者，東京都政府將提供一站式服務，以改善教育環境，吸引更多有家庭的海外菁英遷入。此外，一個英語諮詢中心也將在9月成立，提供從陪同就醫到協助開設銀行帳戶等全方位的日常生活支持。

小池百合子7月在美國華府的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說時強調：「我們將消除語言障礙，透過支持高階外國人才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減少他們移民和投資的障礙。」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在調整其勞工引進制度。備受爭議的「技能實習生」計畫將於2027年被新的「育成就勞」計畫取代，旨在鼓勵勞工獲得更高級的技能，並有機會過渡到允許攜帶家屬、可無限次續簽的「特定技能勞工2號」身份。截至2025年6月，持有這種高級簽證的人數已飆升270%，達到3,073人；不過法務大臣鈴木馨祐在這個月的記者會上宣布，根據5月推出的「零非法外國居民計畫」，6月至8月期間，共有119人被驅逐出境，是2024年同期的兩倍。

一手吸引、一手管理；一手開放、一手收緊。日本政府正小心翼翼地走在鋼索上，試圖在經濟需求、社會穩定與國家認同之間尋找平衡點。自民的「中年覺醒」究竟是一時的選舉策略，還是真正意識到國家發展必須建立在勞動世代福祉之上的結構性轉變？對「新日本人」的依賴，又將如何改變這個國家的文化肌理與自我認同？「誰是日本人」這個問題的答案，將不僅決定日本的經濟未來，更將定義它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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