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看門道》打破「玻璃天花板」的高市早苗，究竟是女權模範、還是自民大佬的魁儡？知名學者上野千鶴子又為何「對她不抱期待」？

日本作為一個女性在職場與政壇長期被嚴重邊緣化的國家，在自由民主與日本維新會達成「閣外協力」的合作方針後，預計21日的國會特別會議將選出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但是這位將柴契爾夫人奉為偶像的女性政治家，在女權這條戰線上卻引發了從歡呼到憂慮的複雜反應。重量級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擔憂，高市恐怕會延續那些長期束縛日本女性的政策；高市的政敵更指出她不過是內大老們的「傀儡」、一位「嫁入豪門派系的『新娘』」。

儘管高市早苗與女權的關係引發許多爭議，許多日本女性仍寄望她能讓強勢女性領袖的形象正常化，並利用她的高位推動家庭友善政策，例如擴大托兒服務。正如大妻女子大學的19歲大一新生皆川光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所說的：「這是日本的第一次，我希望高市能讓女性更容易成為政治家和民意代表，為女性自信地踏入政治世界——我認為她能實現這一點。高市很強大，她很酷。」

專研政治學與性別研究的名古屋大學法學教授武田宏子對《日本經濟新聞》指出，高市早苗的首相之路，對提升日本在國際評比上的數據確有助益。例如，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性別差距指數」中，有一項指標是「過去50年女性國家元首的在任年期比例」。一位女首相的出現，無疑會讓日本在這項評分上「刷一波存在感」。而當女性領導人成為現實，確實也會產生一定的「角色模範」（role model）效應。

性別觀點成謎：非典型的女性領袖

不過《紐約時報》指出，高市早苗對性別議題的看法極其複雜，因為她從不以女性主義者自居。如同柴契爾夫人和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等其他保守派女性政治人物，許多高市所擁抱的政策，在批評者眼中恰恰侵蝕了女性的權益。比方說，她堅決反對修改要求已婚夫婦必須同姓的百年法律（這項規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導致女性放棄了自己原來的姓氏）、並支持維護日本皇室父系繼承的傳統。

這些立場讓許多倡議者、學者與政治人物擔憂，在高市的領導下，日本女性的處境恐怕不會有實質改變。青年倡議團體「No Youth No Japan」的創辦人能條桃子就對《每日新聞》直言，高市的當選「非常具有象徵意義」，但考量到自民官員和選民的保守意識形態，「女性的處境不會改善」。能條桃子進一步指出：「高市是第一位邁出這一步的女性，但她是透過阻礙社會性別平等才達到這個位置的。我不認為她會取得多大進展。」

武田宏子也回顧高市的從政歷程，強調她並非如野田聖子（2021年與高市早苗一同競選總裁大位，最後敗給岸田文雄）那樣，積極奔走、跨越派藩籬以求增加女性國會議員席次的類型。相反地，高市在以男性為絕對主導的自民派閥政治中，展現了極強的生存智慧——一種懂得「わきまえる」（意指識時務、知所進退）的姿態。正是這種對組織內部潛規則的妥協與順從，讓她得以在盤根錯節的男性權力網絡中步步高升。

冰冷數字下的性別落差：G7的墊底國度

《紐約時報》指出，日本在賦予女性政治權力方面，長期落後於其他民主國家。根據總部位於瑞士的「各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統計，截至2025年9月，日本女性在下議院的席次僅佔約16%，在全球183個國家中排名第141位。儘管去年（2024）有創紀錄的73名女性贏得國會席次，但身處政府高層的女性依然鳳毛麟角——現任內閣中僅有兩位女性成員（文部科學大臣阿部俊子、兒童政策擔當大臣三原順子）。

在商業領域，日本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雖然超過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已開發經濟體，但大量女性從事的是相對低階的職位。根據帝國數據銀行（Teikoku Databank）針對超過兩萬家日本公司的調查，超過半數的日本企業高管團隊全為男性。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2025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日本在148個國家中僅排名第118位，政治領域的巨大差距是主要拖累因素。

在這樣的背景下，高市早苗刻意塑造的「極端工作狂」形象——她曾著名地宣稱要拋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以「工作、工作、再工作」——更引發批評。批評者認為，這種姿態向日本社會傳遞了有問題的訊息，因為日本政商界的過勞文化（包括長時間工作和深夜應酬）正是阻礙女性晉升的主因，畢竟女性仍需承擔大部分家務和育兒責任。

「玻璃天花板沒破，只是開了個小洞」

高市的崛起，究竟是性別平權的勝利，還是自民為求變革的權宜之計？東京上智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三浦麻里對《紐約時報》表示：「玻璃天花板沒有被打破，只是開了一個小洞。」她認為，這更多地反映了自民在經歷一系列選舉挫敗、並失去了長達26年的主要聯盟夥伴後，對變革的渴望，而非對性別平等的真正承諾。

這種觀點與日本社會學泰斗、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的看法不謀而合。在《每日新聞》的專訪中，當被問及高市拜相是否為女性參政權的成果時，上野千鶴子給出了斬釘截鐵的否定答案。上野教授5日曾在社群平台發文，當時引發巨大迴響。因為作為女性主義研究重鎮的這位學者，竟宣稱「『只要是女性就好』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因為我們無法期待她會推動有利於女性的政治。」

上野千鶴子指出，日本女性的弱勢地位體現在經濟差距上。「女性的低薪、不穩定就業，是非常明顯的『人禍』。」她認為，即便1986年實施了《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結果也只是造成了女性內部的分化：要麼像男人一樣工作，要麼生兒育女、從事「家計輔助型」工作。上野千鶴子進一步解釋，女性在男性主導的組織中若想往上爬，往往必須表現得「比男人更男人」，這是她們的生存策略，因為這樣她們才能被賦予「保護男性利益的女性」這個指定席位。她直指，高市早苗與以反對選擇性夫婦別姓、對外國人持強硬立場聞名的杉田水脈，正是此類人物的象徵。

上野教授回顧戰後80年，感慨女性參政權並未改變政治本質，女性選票長期被視為「家庭票」的一部分，鞏固了自民的一獨大。直到1989年的「瑪丹娜旋風」（マドンナ旋風），社會魁土井多賀子帶領多名女性候選人當選，女性才開始作為「個人」投票。但隨後在安倍晉三政權下，日本社會經歷了對性別平等的強烈反彈，夫婦別姓的民法修正案至今仍被擱置。
上野教授回顾战后80年，感慨女性参政权并未改变政治本质，女性选票长期被视为「家庭票」的一部分，巩固了自民党的一党独大。 直到1989年的「玛丹娜旋风」（マドンナ旋风），社会党党魁土井多贺子带领多名女性候选人当选，女性才开始作为「个人」投票。 但随后在安倍晋三政权下，日本社会经历了对性别平等的强烈反弹，夫妇别姓的民法修正案至今仍被搁置。

然而上野也強調，儘管政治變革遲緩，但女性主義確實為社會帶來了不可忽視的改變。其中最大的成果之一，便是將「家務」重新定義為「無償勞動」。她回憶道：「過去，家庭主婦被戲稱為『包吃包住還能睡午覺』，這簡直是笑話，因為這其實是一種無償勞動。」這個概念花了近半個世紀才深入人心，其標誌便是2016年TBS熱門日劇《月薪嬌妻》（逃げるは恥だが役に立つ）的巨大成功。飾演女主角的新垣結衣向身為「雇主」的飾演男主角的星野源抗議，表示結婚後家務無給職是一種「愛的搾取」，這句台詞深刻地觸動了社會神經。

女性地位若沒變，那高市為何出線？

過去鮮少在女性議題上著墨的高市早苗，為何在這次總裁選戰中，一反常態地強調自己集結了5名女性推薦人，並承諾一旦拜相，將組建一個「北歐級別」的女性高比例內閣？武田宏子認為，這背後存在極為理性的戰略考量。首先，「日本是性別後進國」已成為社會普遍共識，在此氛圍下，標榜「女性」不僅具有正當性，更是她區別於其他男性候選人的獨特賣點。然而細究其政見，高市所謂的「拔擢女性」，主要集中在內高層與內閣職位，這更像是對選舉中支持自己的女性議員的「論功行賞」，而非意在全面提升女性參政。

武田表示：「自民真正的課題，是『女性議員根本無法增加』的結構性問題。」

根據日本第5次男女共同參畫基本計畫，目標是在2025年前將女性候選人比例提升至35%。然而，在2025年的參議院選舉中，自民的女性候選人比例僅21.5%；在2024年的眾議院選舉中，更低至16.1%。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與龐大既得利益的政，自民的權力結構早已僵化，使得女性、年輕人等「新類型」的候選人難以出頭——高市早苗對此一根本性的結構障礙，幾乎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改革方案。

武田犀利地指出：「這彷彿在告訴所有有抱負的女性，在妳們成為政治家之前所面臨的巨大壁壘，請妳們自己想辦法克服」、「最終，一位女性領導人的誕生，未必能轉化為對女性整體的支援與地位提升。」武田宏子擔憂，高市的崛起或許能帶來短暫的「角色模範」效應，但也可能讓外界誤以為日本的性別問題已獲解決，從而忽視了那些更深層、更普遍的制度性歧視。

有趣的是，高市早苗本人也曾是那個感到被排擠的「麻煩女人」。她首次當選國會議員兩年後，她在1995年出版的書籍中回憶了與男性同僚在俱樂部和三溫暖開會時所感受到的孤立感。「最近，我乾脆放棄了，無論他們去哪裡，我都跟著去。」她當時寫道，並渴望有一天女性政治家可以做自己，不必「過度利用女性特質」，也不必「過度拋棄女性特質」。

在歷經2021年和2024年兩次挑戰魁之位失敗後，她終於站上了頂峰。她承諾要將內閣中的女性比例提升至「北歐水平」（接近50%），並坦率地談論自己更年期的經歷，認為日本應為更年期女性提供更多支持。然而，她同時拒絕了性別配額制、堅稱要避免「僅僅因為是女性」而任命女性。這種矛盾的立場，讓外界對她的未來施政充滿了不確定性。

穿越性別迷霧

與此同時，全球對領導力特質的定義也在轉變。過去那種透過激情演說、壓倒對手的強勢領導風格，在利益盤根錯節的現代社會中，也逐漸被善於傾聽、尋找妥協點、解決紛爭的領導力所取代。這種傳統上被視為「女性化」的特質，如今反而成為顯學——紐西蘭前總理雅頓（Jacinda Ardern）便是最佳典範。當年基督城清真寺槍擊案後，她戴上伊斯蘭文化的頭巾（Hijab）親赴現場，與穆斯林社群同悲共感的畫面，深刻定義了這種以「共感」為核心的領導力。

​武田宏子表示，​問題的關鍵在於：實踐這種領導力的不必然是女性，而女性政治家也未必會擁抱這種特質，更不保證她們會推動有利於女性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女性或男性政治家內部的『多樣性』，並仔細辨別，這位政治家在政治場域中，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的利益」。

許多人會直覺地期待，女性政治家理應更能為女性群體發聲，但這種期待本身，恐怕也是一種性別刻板印象。如果高市不能提出突破性的性別政策，「日本第一位女首相」的象徵意義恐怕遠大於實質意義，對於真正處於弱勢的廣大女性而言，或許非但不是福音，更可能是一場美麗的誤會。不過來自敵對勢力「立憲民主」的議員辻元清美是高市的舊識，她認為，將推動日本女性事業的重擔完全壓在高市一人身上是不公平的。「這需要男性的支持。我們不應僅僅因為她是女性，就質疑她為何不執行某些政策。自民作為一個整體，應該為此負責。」

不過從高市早苗過往的主張看來，她確實需要在性別議題上做的更多。因為高市最為人所知的保守立場之一，便是堅決反對「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僅主張擴大「舊姓通稱使用」的範圍。日本女性婚後高達96%會冠上夫姓，這不僅造成證件、銀行帳戶、職場稱謂等無數生活與行政上的困擾，更是一種對女性個人認同的抹煞。武田宏子直言：「如果真的理解女性因改姓所承受的種種不便，理應無法反對給予人民『選擇』不改姓的權利。」

高市早苗的政治光譜，在自民內屬於極右的保守派。她與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深厚連結，以及繼承其政治遺產的強烈自負，都體現在她「讓日本再次強大」的國族主義論述中。她所代表的，是自民內最傳統、最保守的那股力量。因此當日本社會與國際媒體為「第一位女首相」的頭銜歡呼時，更該問的是，這位女性首相的意識形態，究竟是站在哪一群「人民」的利益上？她的誕生，是打破父權結構天花板的歷史性重擊，還是僅僅為這座百年政的保守結構，鑲上了一枚閃亮卻無關痛癢的女性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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