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假造的時代：當政治人物開始「深偽」自己

翁秀琪／《鏡電視》外部公評人

2025 年的選戰中，前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的一支競選影片格外引人注目：他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敲鐘、在地鐵月台和群眾互動、甚至高空擦拭摩天大樓的玻璃窗。這些畫面看似真實，卻從未發生過。它們並非紀錄片式的回顧，而是以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合成的「深偽」（deepfake）影像。更令人玩味的是，這並非他人惡意偽造，而是科莫本人「自我 deepfake」的產物。

這支影片可能並不違法，也未必懷有欺瞞意圖。然而，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開端：公眾人物不再只是被假造的對象，而是主動擁抱假造技術，重新定義「真實」的政治敘事。這種轉變，正在深刻改變民主社會對真相、圖像與信任的理解。

「自我 deepfake」的登場：從被害者到操作者

過去，deepfake 技術最常被提及的場景，是名人遭冒用影像生成不實影片、或政治人物被「假言論」攻擊。媒體與學界長期將焦點放在如何防範他人惡意偽造。然而，科莫案例展示的是另一種現象：當政治人物主動使用 AI 技術包裝自身，深偽不再只是「外來攻擊」，而變成競選策略的一部分。

這一轉變不只是技術層面的演進，更是倫理與社會心理的轉折。當候選人公開「合成自己」，便是在告訴選民：「真實」可以被創造，「經驗」可以被設計，「存在」可以被模擬。即便觀眾知曉這些畫面不是真實事件，它們所承載的象徵意義仍舊能發揮說服力：領袖形象、親民風格、勤勞印象，都能透過 AI 影像精準地「製造」出來。

平台鬆綁與倫理沉默：防線的逐步下移

這種「自我假造」的現象並非孤立事件，而與平台政策的鬆綁互為因果。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報導指出，過去許多 AI 平台嚴格限制生成公眾人物影像，但近年趨勢明顯改變。從 OpenAI 到 Meta，從 Grok 到 Sora，許多工具已經開放政治人物肖像生成，甚至不再要求「選擇加入」（opt-in）授權。

平台給出的理由往往是「創意自由」或「使用者需求」，然而這些政策變動的背後，反映出深層的市場競逐邏輯：越少限制，越能吸引創作者與政治團隊使用，而「自我 deepfake」正好提供了平台擴張正當性的範例。當公眾人物自己也在使用這些技術，平台就更有理由主張：「我們只是提供工具，使用方式不在我們控制範圍。」

這種防線的後退，帶來兩層風險。首先，社會對「虛構內容」的容忍度會隨之上升。如果連候選人本身都能用 AI 製造自身影像，那麼未來有人用深偽影片來造謠、操弄輿論，社會的警覺性勢必下降。其次，辨識真假的難度劇增，媒體與公眾的信任基礎可能進一步崩解。當真實與偽造的界線模糊，公共討論的共識將不再建立在「事實」之上，而是各自選擇願意相信的版本。

「正常化」的陷阱：真實正在被稀釋

或許有人會主張，科莫的影片並未企圖欺騙，觀眾一眼便能看出那是合成的戲劇化畫面。問題不在於「有無惡意」，而在於「習慣」的力量。當這種作法被政治人物和選民視為正常現象，真實與虛構的界線便不再堅固，假訊息環境最危險的狀態不是謊言橫行，而是真實失去獨特價值。

哥倫比亞大學Tow數位新聞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研究人員警告：「當人們開始接受這類自我deepfake 作為政治宣傳的日常元素，未來惡意假造的危害將更難被察覺，也更容易被原諒。」（C.J. Robinson, CJR, 2025）這不僅是媒體生態的挑戰，更是民主社會的結構性危機：選民的判斷基礎將從「事實是什麼」轉向「哪個版本我喜歡」。

這種轉變其實早有前兆。社群媒體時代的政治傳播本就重視「情感共鳴」多於「事實呈現」，生成式 AI 則讓這一傾向徹底制度化。影像與聲音的合成，使情感動員比以往更強烈，而真實的重要性則在娛樂化、視覺化的政治語言中被稀釋。

監管與媒體素養：追不上技術的腳步

更棘手的是，現行法規與監管機制遠遠落後於技術發展。多數國家尚未針對「自我deepfake」提出明確規範，平台的浮水印（watermark）或中繼資料（meta data）雖有助於追蹤來源，但往往無法防止影片被重新上傳、截取或二次加工。這意味著，即使有「技術標記」，內容仍可能在傳播過程中失去可辨識性。

在這樣的真空中，媒體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記者與編輯不僅要追查內容來源，更需重新思考「報導何謂真實」的基本原則。當候選人本身的形象都可能是 AI 製造的，新聞報導該如何敘述？在引用這類影片時，是否應明確標示其生成性質？如何避免讓深偽素材無意間成為宣傳工具？這些問題，都需要媒體重新建立實務準則與倫理共識。

同時，公眾的媒體素養教育也成為民主防衛的關鍵。辨識技巧不再只是檢查來源或查核引述，而要理解 AI 合成的運作邏輯，意識到圖像與影片本身不再能作為「真實發生」的證據。唯有建立這種深層的批判性思考能力，社會才能在真假難辨的資訊洪流中維持理性判斷。

守住真相價值的最後一線

深偽技術本身並非原罪，它的應用可以是創意的、善意的、甚至是民主參與的一部分。然而，當公眾人物開始「自我假造」時，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是一個訊號：真實的公共性正在被重新定義。這不僅關乎媒體技術的選擇，更關乎民主社會信任機制的根基。

「自我 deepfake」讓政治人物從真實與虛構的被動對象，變成積極操作者；讓平台政策從防禦性限制，轉為市場導向的放寬；讓社會從對假造的恐懼，滑向對虛構的習慣。這條路走得越遠，未來的資訊空間就越難回頭。

因此，新聞業者、平台企業與公民社會都應以此為警鐘。媒體必須在報導流程中建立對深偽內容的辨識與標註機制；平台應制定更明確的生成規範與透明度標準；教育體系則需培養新世代的數位識讀能力。最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該重新問自己：在這個「真實可被編造」的時代，我們要如何捍衛真相的價值？

答案或許不在技術本身，而在我們對「真實」的堅持不願妥協。正如 CJR 的評論所言：「深偽不只是影像的偽造，它正在改寫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邊界。」在這個邊界被不斷推移的時刻，新聞工作者與公民若不主動築起新的防線，那麼下一場民主危機，恐怕就將從一段「看似無害」的合成影像開始。

附錄：

Tow Center 整理出的各大平台「公眾人物深偽影片生成政策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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