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尺門的辯護人》劇評｜沒有人是局外人，所有悲劇的成因都與你我有關

【文/香功堂主】台劇《八尺門的辯護人》，改編自同名原著小說，小說作者唐福睿，即是本劇的導演與編劇，影片以1986年命案「湯英伸事件」作為原型，探討原住民的身份認同、階級壓迫，以及近年的移工遭虐等議題。

基隆海濱社區發生殘忍滅門兇案，原住民阿群一家三口，包括年幼女兒，皆慘遭外籍移工阿布杜爾殺害身亡。兇案的證據確鑿，阿布杜爾遭警方逮捕入獄，判處阿布杜爾死刑的聲浪逐日高漲。阿布杜爾的公設辯護人：佟寶駒（寶哥），出身海濱社區，與阿群是多年的舊識，他接下海濱命案辯護人一職，引起父親和族人的偌大不滿...

「這個（斷指），還有那個外勞，在陸地上只是一個故事，怎麼斷的重要嗎？你聽了，但是，你沒有親眼看見，所以你不可能懂。討海的人，拼命的，你能有他們狠嗎？站在陸地上，才知道搖晃的是自己...」

《八尺門的辯護人》的片名設計，所有字都是反白，唯獨「人」是紅色。紅色是血腥，殺人的人、被殺的人、虐待的人、受虐的人、理想者、投機者、權力者、犯罪者...人人手上都拿著一把刀，或有意或無意，揮刀砍人，為了求生，為了利益，為了復仇，為了求心底的痛快。

（底下會提到關鍵劇情，請斟酌閱讀）

（底下會提到關鍵劇情，請斟酌閱讀）

（底下會提到關鍵劇情，請斟酌閱讀）

今年兩部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和《八尺門的辯護人》，不約而同提及敏感的廢死議題，《人選之人：造浪者》處理得較為輕盈，《八尺門的辯護人》對於議題的討論較為廣泛與深刻（畢竟是《八尺門的辯護人》的主要題目之一）。死刑，是要追求正義、撫慰受害親屬的心？亦或者是一種討好選民的手段？劇中，贊成廢死的法務部長陳令秋，突然下令執行死刑，她的辯解是：「不殺，就不能阻止繼續殺，如果必須要殺，那就要殺在最好的時刻。」即便知道阿布杜爾犯案時仍未成年，不符合死刑條件，依然要殺，打算藉由阿布杜爾的死來推動廢死。

「所有的殺戮都是一樣的。」寶哥

用一條人命來換取人們對死刑的關注，推動廢死的前進，聽起來是不得已的犧牲。然而，懷抱著崇高理想所犯下的惡，就沒有問題嗎？將個人理想放在他人的性命之前，不也是一種恐怖？就像寶哥為能贏得官司，一度想要證人作偽證、律師事務所要巴結財大勢大的船業公司，幫助無良公司辯護、阿群等人為能更有效地控管移工（獲取更大的漁獲量），沒收移工的護照，虐待船員等，人人都為了達成某些目的，而選擇犯下程度不一的罪。

喜歡《八尺門的辯護人》，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於影片對於「結構」的討論：權力者長年霸佔資源、原住民的社會階級變化（以前說他們太像原住民，現在說他們不夠像原住民，聽起來既諷刺又無奈）、外籍移工進入台灣，成為更弱勢的族群（薪水與權利都更為低階）、原本受迫害的群體，為能獲得獲得權力，搖身一變成為過往的加害者、群體對於外來者的排擠與不友善、政客利用公權力主導輿論風向...

正義成了可以用任何理由加以犧牲的籌碼和條件。如果「惡」是一顆投入水中的石頭，那麼劇中所有的人與事，就是綿延擴散的漣漪，相互推擠，相互影響（沒有人是局外人，所有悲劇的成因都與你我有關）。

「一個人要有多幸運，才能像諸位一樣，坐在這個舒服的位置上，認定這個世界十分溫柔，而我們擁有絕對的能力，對罪犯殘忍...」寶哥

《八尺門的辯護人》沒有扳倒船公司的痛快，也沒有順利解救弱勢者的勝利，影集給了觀眾一個悲傷的結局：正義難以獲得伸張，不公不義仍是生活的常態。然後呢？學會妥協，假裝問題不存在？就像寶哥的父親在年輕仍會為自己信仰的正義發聲，卻在多年後對社會之惡視而不見（消極地接受社會給予他的標籤，不再反抗）。或者，我們仍願意在這片泥濘中掙扎前行，期待有爬出泥沼的一日？

不得不說，台劇這幾年進步很多，不只是議題更加地多元，也是敘事技巧的進步。《八尺門的辯護人》在各方面的表現都夠水準，節奏明快（網路上看到不少人說這部片的步調太慢，我卻覺得影片節奏飛快哩...），演員群戲整齊，劇中演員說著原住民語或印尼文，他們的腔調發音是否標準，我聽不出來，但他們的表演有打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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