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達文專欄：投資國防才是投資和平──如何說服更多人支持軍購案

謝達文／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關於該如何說服更多民眾支持國防投資，有一個具備潛力的溝通策略其實已經藏在賴清德總統11月26日的講稿之中，以及國防部發言人同日的臉書發文之內，值得進一步聚焦，並予以發揚光大。

這個主軸是這樣的：比起站在「強化抵抗」的那一邊，政府更該將自己定位在「投資和平」的那一邊。賴總統在演說中就已經提及「投資國防就是投資安全、投資和平」，國防部的臉書隨後亦用「投資國防即投資和平」為主標題發布圖文。這點若能更明確凸顯，就更有機會超越舊框架的說服力，擴張國防投資的支持基礎。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支持國防投資的論述主軸是中國侵略在即，所以必須提升台灣抵禦入侵的能力。這樣「抵抗侵略」的說法固然符合事實，但也已經是政壇行禮如儀的攻防，難以激起更多民眾的關注。眾所周知，反對者已經習慣用「難道現在是要打仗了嗎」、「別讓青年上戰場」回擊，將支持國防投資與「兵凶戰危」的未來掛勾，如此就又完成了一輪政治攻防。而即使反對者這類攻擊未必能獲得多數民眾迴響，但「抵抗侵略」的戰爭聯想仍有其先天侷限：面臨戰爭難以想像的恐怖，以及解放軍已經形成常態的軍事演練，國防對許多人而言都不會是想要多花心思的問題。

因此，與其強化「國防投資」與「戰爭爆發」之間的連結，不如強調其有助於「促成和平」。軍備的首要目的與其說是提升戰時防禦能力，更該是維護、延續眼前的和平，要極小化2027年、2029年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此處基本的理路是，既然中國不會放棄拿下台灣，打造和平最好的方式就是讓無法下手，侵略的成本愈高，北京就愈不敢下手，愈會猶豫躊躇。

也是在這個邏輯下，才能以更有效的方式回擊阻擋投資國防的勢力，並擴大受眾的範圍：與其老調重彈，指控對方是投降派，不如說對方將造成門戶洞開，反而大大提升中國武力犯台的機會。同理，持續指控他們拋棄尊嚴、親中媚共的效果很容易受限同溫層，不如指出他們反而才是站在「兵凶戰危」的那一邊、站在「青年上戰場」的那一邊──這是因為，愈是低估台灣的防衛能力、愈是認為此刻台灣能輕易攻破，才愈有可能選擇發動戰爭。

不是準備戰爭，而是維繫和平

在舊的包裝方式下，國防投資的支持者不斷強調中國攻台危險在即、台灣人要共同捍衛家園，這樣的論述固然呼應絕大多數台灣人不願接受北京統治的共識，其號召力卻很可能受限於人們諱疾忌醫的共享天性。

畢竟，對於任何一般人而言：一直焦慮於未來某個時間點可能發生的戰爭，這樣生活要怎麼過？現在辛苦上班、做投資、買保單，或是自己認真讀書，又或者讓小孩能夠升學，想的不都是三年後、五年後的更好未來嗎？持續想著戰爭是2027年還是2029年會發生，這樣要如何工作、讀書、養小孩？這是一種太自然的心理防衛機制：這麼恐怖的事，想了也不知道有什麼用，不如不要多想。

但是，這不利於擴大國防投資的民眾支持基礎，進而也難以在國會預算審議等政治攻防對反對帶來壓力。而這也正是「投資和平」的包裝方式能夠超越「抵抗入侵」之處：倘若太過強調中國入侵勢不可免，讓人一想到國防投資，就不斷聯想到在戰爭中負隅頑抗的前景，反而會觸發人們諱疾忌醫的天性。相對地，延續和平將顯得更加吸引人，國防投資的支持者更該強調和平依然可能，才有機會可以說服更多人思考投資國防的意義。

換言之，國防投資的支持者必須反轉大眾的印象：國防投資其實才能維繫和平，削弱軍備反而才會加速戰爭。

這個問題關乎人性。我們經常以為，人們的思考方式是先確定對問題的診斷，再思考要開什麼藥方。但許多研究卻顯示，人們對診斷和藥方的思考是連動的：如果人們認為眼前的解方令人厭惡，覺得其所連結的前景不堪設想，那麼，這群人就更容易回過頭來否認問題的存在。舉例而言，在疫情期間，許多低估其影響、甚至質疑其真實性的人們，起點都是認為封禁的政策太難以忍受。

心理學家Campbell和Kay於2014年在美國的研究更顯示，當人們發現「原來這個問題的解方我可以接受」，反而更容易承認「這個問題真的該解決」。他們發現，討厭政府管制的選民傾向否認氣候變遷的真實性，但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預設檯面上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都牽涉管制，既然解方難以忍受，乾脆否認氣候變遷正在發生。也因此，當他們聽到也有自由市場的解決方案時，就比較願意回過頭接受氣候變遷存在的證據。同理，支持槍枝管制的美國選民聽到有人說「侵入住宅暴力猖獗」時，可能預設這個講法是用來支持讓更多人擁槍自衛，所以傾向否認這個說法的真實性；然而，如果表示這反而意味著該強化槍枝管制，以降低這些暴力罪犯所造成的傷害時，相信「侵入住宅暴力猖獗」的比率便陡然上升。

在十年前美國的政治背景下，這兩個研究分別對應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選民，顯示這個盲點並非專屬於特定政，而是所有人共享的人性：如果承認問題的下一步讓人反感，那就乾脆別去承認問題。相反地，當解決問題的方式聽起來可以接受，那人們就更容易回過頭來承認問題。

藉此推論，更能看見「抵抗入侵」與「投資和平」兩種包裝方式間的差異：面對中國的威脅，以及國防投資的需求，如果讓人聯想到中國入侵勢不可免，國防實力是用來打仗、用來負隅頑抗，選民更可能拒絕向下思考。相反地，如果讓人聯想到中國入侵可以嚇阻，國防實力是用來延續和平、讓中國更不敢出手，才有機會讓更多人思考國防投資的積極意義。

中國只想「全面控制台灣」

而更往後推一層，這也牽涉到人們對於中國意圖的認識。支持國防投資的人們必須明確說明：為什麼軍備是確保和平最好的方式？為什麼削減軍備反而會引發中國開戰？坐下來談，不是解決爭端的最好方式嗎？

此處，支持國防投資的陣營在論述上亦必須調整：重點並非多麼霸道，多麼兇殘，或者多麼不守信用。問題的核心依然在於的根本企圖，在於中國不控制台灣就不會罷手。反對軍備的一方最為一廂情願的問題，不在於其低估北京的邪惡，而在於其不斷想像北京願意接受「徹底控制台灣」以外的選項，卻無法提出習近平願意讓步的起碼跡象，遑論歷史的證據。

其實，就連在對中關係據稱良好的馬英九任內，中國亦未宣布願意長久接受馬英九治下的「現狀」，願意就此滿足、不會再追求統一，自然也不曾承諾削減軍武。而回歸許多的論者念茲在茲的九二共識，不容忘記的是：陳水扁前總統於第二任期之始都仍表態願意「以九二香港會談為基礎」和中國和談，並向美方表示願邀在野共組「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且據資深外交官、時任駐美代表李大維在今年出版的回憶錄《和光同塵》中所述，彼時中方一度向美方私下表示有興趣繼續觀望，但待到隔年泛藍陣營於立院過半，北京便立刻決定無須對台灣妥協，依然要堅持統一才是唯一正辦。

李大維在同本書中也寫到，2016年民進於選舉大勝，而蔡英文前總統就任時不僅宣示維持現狀，且表態「尊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美方情報界人士透露，彼時中方原有正面反應，但「我方數位前政治人物基於私利，竟電告北京當局不應該接受」，終於換來國台辦斥責蔡前總統並未「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等「核心內涵」，等同繳了「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如今，有什麼證據顯示習近平此刻反而走向軟化、走向更願意妥協的立場？更願意接受無法實質控制台灣的選項，以求取問題能夠和平解決？

歷史上的每場衝突都是不一樣的。有些時候，多坐下來幾次、雙方各讓一步，確實能夠解決爭端：假使台灣與中國的歧見在於台灣在國際上的軍事結盟選擇，或者是關於某項族群文化的齟齬、某種歷史論述的衝撞，甚至是在於漁權或者水資源，那麼，首要之務確實應該放在雙方彼此和解，互退一步。假如北京的企圖是這類問題，即使再怎麼蠻橫殘暴或者言而無信，都仍有可能誘之以中長期的共同利益，企求和平的解方。

但中國對台灣的企圖並非如此。北京的企圖就是控制台灣，不達此一目的不會罷休。除非反對投資軍備的一方可以舉出具體歷史證據，證明北京曾在任何時候軟化，否則所謂的橄欖枝都只是一廂情願。或許有朝一日，的領導人會放下對台灣的執念。但在那一天之前，台灣人除非集體決定自願完全交由中國控制，否則最好的和平方案就是加強軍備，讓中國不敢高估勝算，進而不敢下手。

和平有賴不讓中國找到入侵時機

有些人可能會問：難道這個執念，無法由我們釋出善意加以化解？此刻，許多主張以和談取代軍備的評論者，會將台海問題理解成美中新冷戰、美蘇冷戰又或者國共內戰的遺緒，所以需要的是調整結盟策略，是不要「挑釁」北京、要促成歷史和解，或者是要拉開與美國的距離，促成所謂對美對中的等邊三角形。

但中國的執念並非只是內戰、冷戰或是新冷戰的產物，並不是哪位美國總統或台灣總統所促成，而是另有其起源：早在2007年、在川普和習近平上台之前，歷史學家Alan Wachman的知名著作《為什麼是台灣？》就論證，不論是清帝國、孫文、蔣介石或者毛澤東在自顧不暇的時候都不在意台灣，蔣毛二人甚至都屢屢明確表示其對中國的想像不包含台灣。但是，一旦中國領導人開始聚焦外國勢力從海上騷擾、制衡甚至侵犯的危機，就相繼將台灣視作安全樞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必須緊緊掌握在北京手上。

是在這個基礎上，領導人才更進一步，將台灣視為大國崛起的必要拼圖，是中國成為海權國家、乃至成為世界強權必不可少的一塊。中國不是為了展示大國實力才要奪取台灣，而是認為必須控制台灣才能維繫安全，進而真正成為大國。換言之，除非台灣人自願接受來自北京的指揮，否則只要北京無法直接指派台灣特首，中國就一天不會放棄控制台灣。

諷刺的是，將這點看得最透徹的人，可能包含所謂「九二共識」的發明人兼頭號擁護者蘇起。蘇起至今依然主張台灣可以透過拉開對美距離、「回歸」九二共識來促成和平。但根據美國資深外交記者David E. Sagner的《新冷戰》一書，蘇起向這位資深記者坦承，九二共識的運作仰賴於「模糊性」，而連他自己都「對中國能在主權問題上按捺得住性子感到不可思議」。所以蘇起才向這位美國記者提出這樣令人咋舌的類比，認為民進政府「應該給中國希望，就好像我會嫁你，只是現在還不是時候」。姑且不論台灣被併吞和女性進入婚姻的邏輯不該相同，即使暫時順著蘇起的比喻：中方可能願意短暫忍耐一兩年關係未定，希望在期間用更難以拒絕的聘禮和更強大的鄰里壓力促成婚事；可是，要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這個說詞可以塘塞三、四十年，就是徹底不同的另一回事，中國總有一天會高唱「阿美阿美幾時辦嫁妝／我急得快發狂／今天今天妳要老實講」。如果連九二共識的發明者蘇起都說，所謂和平的基礎在於不斷推託「只是現在還不是時候」，那麼，這個託辭的效力顯然只會隨著遞減。在1992會談後的第三十三年，這個沒有時間表、沒有進度的託辭若還能成為和平可靠的基礎，還能再延續更多年，恐怕連蘇起本人都應該更加「感到不可思議」。

我們不能活在假想的世界中，而只能活在我們所遭遇的現實條件之下。現實條件是：此刻，台灣只要一天不投降，就是一天踩在中國所畫設的紅線上。所有會開車的人都知道，如果只是車輛擋住其他人進出，確實靠著移車、彼此讓步就有機會解決問題。但如果整條路都被對方宣稱是禁區，如果我們這台車只要上路就是觸犯天條、不可接受，那就不是協調移車所能解決的問題了。

為今之計，要確保和平的現況延續，要防止對方不出手劫持我們的車，唯一有用的方式只有投資防禦，讓對方繼續不敢輕舉妄動，擔心出手後的成本與風險超出他們願意負荷的範圍。任何幫中國降低出手後成本與風險的作法，反而都是在增加戰爭的風險，讓中國更容易相信此刻即是出手時機。

台灣已有抵抗併吞的「超級共識」 國防投資論述必須超出同溫層

在政治上，我們其實從來不必擔心台灣人接受併吞。問題一向出在政策上，台灣是否能夠不斷選擇正確的投資方案，讓我們做好最充足的準備，最有辦法維持和平且自主的現狀。我們需要擔心的問題，一向是每一道個別的投資是否能夠到位。

這點從民調觀察就非常清楚：三十年來，台灣政治經歷種種風風雨雨，身分認同等等皆經歷無數變化，但即使經歷多次巨大變遷，政治大學長期民調卻顯示支持統一的比率鮮少超過10%，經常都在5%上下徘徊，意味著拒絕接受北京統治是穩定的共識。

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權威的全球調查《世界價值觀問卷》問及若不幸發生戰爭時，人們是否願意為保衛國家而戰，台灣有約四分之三的成年人表示願意，其比率甚至略高於南韓和戰前的烏克蘭。誠然，這道題目並無法用以預測戰爭發生時實際願意從軍的人數──話說回來，台灣反正不需要、也甚至無法支應這麼多平民突然從軍。這道題目所測試的，更像是一種一般性的「防衛意志」：這個國家是否被侵略也沒什麼差別，乾脆投降就好？抑或者，這個國家有這麼一些值得捍衛之處？而在這方面，台灣人的普遍共識相當清楚：有些人可能對政治冷漠，有些人可能不排斥中國的網路流行，甚至有些人仍認同中華文化，但他們當中很多人都還是不願接受北京統治，認為這個國家仍有值得捍衛之處。

事實上，如果關注的是選民而非政治人物（或者缺乏現實影響力的學者），與其將思考窄化為「台派」與「非台派」之間的民意爭奪戰，更該將台灣的民意想成一圈又一圈的同心圓：七成五認為台灣值得保衛，也有差不多的比率認為兩岸分屬不同國家；更高比率的人不信任中國共，又有更高比率的人對統一毫無興趣。這些外圍的大圓圈，代表的都是台灣社會的「超級共識」。相反地，信任賴清德總統、信任民進政府是較小的圈圈，而認為國民、民眾此刻正在賣國的比率則又更低。思考公眾溝通的受眾時，不應採取二分法的思維，而該看到「超級共識」與「派爭執」間的差異。

國防投資的溝通受眾，因此應該如此設定：一定要超出民進既有的支持者，超出所謂的「泛台派」陣營，儘量逼近「超級共識」所能涵蓋的範圍。

軍購案也可以「說故事」

為此，一切不該顯得像是老調重彈，不能只是在既有「備戰」、「抵抗侵略」的框架下宣示追加預算，增加數百億、數千億。

這涉及「說故事」的基本技術：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政府各種預算、特別是國防預算的任何數字聽起來都像天文數字，流水帳般地數十億、數百億、數千億聽起來根本沒有差異，都只是一閃而過，無法讓人有哪怕一點基本的概念。重複聽到數百億這樣讓人毫無概念的數字，民眾很可能不知道追加的意義何在，只能說服到已經相信政府會把錢花在刀口上的既有支持者，卻無法擴張支持的基礎。

相反地，溝通必須有新意。一方面，新意來自更為清晰的主軸，聚焦投資和平的正面意義，讓投資戰備連結到和平，讓削減軍備反而連結到戰爭。而另一方面，尤其面臨年度總預算和特別預算的硬仗，政府更必須具體說明這些預算的亮點何在，當中的重點投資如何能夠促成和平。

就此，溝通必須超越「嚇阻」、「拒止」、「韌性」、「不對稱」等幾乎所有人都一知半解的詞彙，轉而具體強調：投資這項武器，是為了讓知道自己更難登陸，所以更不敢輕易發動戰爭？而投資那項基礎建設──不論是海底網路電纜的防護，還是水電設施的強化──是為了讓中國知道自己很難輕易破壞台灣的正常運作，所以知道壓迫台灣的成本其實比本來更高，不會誤以為開戰後逼迫台灣投降很容易？

換言之，這些投資不能只是「戰爭在即」、「增加戰時抵禦能力」的老調重彈，更不能是政府高喊「相信我」、「我們當然該多買武器」。這些投資的亮點何在，幾個重點項目為何是對於和平的投資，而阻擋這些投資為何反而將增加戰爭風險──對政府、對國防投資的民間倡議者而言，能否在這些問題上說服更多民眾，將是能否擴增支持基礎的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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