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黃國昌網紅政治角色 張景森提3機制分析「情緒強度取代政策深度」

CNEWS匯流新聞網記者潘語綺／台北報導

台北市19日發生隨機傷人案，造成包括凶嫌在內4人死亡、11人受傷，民眾主席黃國昌也發表評論。對此，前政務委員張景森今（22）日一早即在臉書發文，分析黃國昌問政風格有3種機制疊加，指出黃已被鎖死在「網紅政治」的角色期待之中；他並指，黃國昌經常使用咆哮、道德審判與極端語言，用來填補內容空洞，形成一種以「情緒強度取代政策深度的惡性循環」。

「觀察黄國昌真的很有趣，可以寫成一篇關於網紅政治的碩士論文了！」張景森表示，黃簡直就是網紅政治完美的病灶切片，而其問政風格，從法學專家的理性論證，系統性地退化為高分貝、不中斷的情緒展演。

張景森提到，19日發生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黃國昌可以連結到「無期徒刑不能假釋」的《刑法》修法，最後居然可以罵到總統賴清德「要死多少人才滿意？」

對於黃國昌問政風格，以及痛罵賴清德一事，張景森認為並非偶發崩潰，並提出3點機制疊加分析。其一、壓迫式修辭的路徑依賴（rhetorical path dependence）；他指出，黃國昌高速、密集、幾乎不給對手插話空間的語言輸出，並非生理或情緒失控，而是一種源自法律攻防場域的策略慣性。

「在對抗式制度中，語言被視為武器而非溝通工具。」張景森說明，高聲量、高密度輸出可有效降低對手的認知處理能力（cognitive load），迫使聽眾以情緒而非邏輯進行判斷。傳播心理學指出，這類「防禦性攻擊修辭」常出現在論證資源不足時，透過情緒張力來轉移注意焦點，讓聲量本身取代論證內容。

其二、演算法誘發的憤怒選擇（algorithmic anger bias）；張景森表示，在平台主導的注意力經濟中，政治訊息的存活不再取決於事實密度，而取決於情緒喚起強度。大量研究顯示，憤怒型內容比理性討論更容易被轉發、更容易觸發推薦系統，並形成回饋迴路。他認為，黃國昌深知，溫和監督在演算法環境中等同於自我消音，唯有不斷提高指控強度，才能維持可見度，「黃國昌不是在回應公共議題，而是在配合平台機制進行情緒輸出，將問政轉化為『演算法適配內容』」。

其三、政治產能枯竭下的替代性表演（substitutive performance）；張景森提到，當政治人物將自身定位為「全職內容產製者」，便不可避免地承受高頻輸出的壓力，然而，實質政策構想與制度性監督本就無法日更。他說明，在產能追不上曝光需求的情況下，情緒表演成為最廉價、最快速、且最容易複製的替代方案；咆哮、道德審判與極端語言，遂被用來填補內容空洞，形成一種以情緒強度取代政策深度的惡性循環。

張景森強調，以上3種機制相互強化，最終使一位曾以專業自居的政治人物，逐步喪失對自身政治角色的控制權，被聲量邏輯反向塑形。

「黃國昌已被鎖死在網紅政治的角色期待之中。」張景森也分析，政客黄國昌變成網紅黄國昌的囚徒，最後成為一個無法退場、也無法降噪的囚徒；最後，他也評論，舞台消失的時候，說不定就是黃及觀眾都得到解脫的時候。

照片來源：CNEWS匯流新聞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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