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法國面臨成為新「歐洲病夫」的風險？

當法國人本週得知他們的政治混亂竟然成了義大利人的笑柄時，有些人感到不快。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法國已經更換了五位總理，這種政治動盪甚至超越了羅馬戰後的混亂時期。

該國總統於2024年7月突然宣布提前選舉後重新組成的法國國會，如今卻難以產生一個能夠通過預算案的多數派。

再加上早前不同工會組織為反對預算提案，在週四發起的全國大罷工。

羅馬和都靈（Turin）的報紙在報導這些事件時，展現出明顯的幸災樂禍。這包括剛卸任的法國總理法蘭索瓦·貝魯（François Bayrou）所遭受的羞辱、債務螺旋上升的警告，以及法國經濟可能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援助的前景。

但最令人關注的，還是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馬克宏）日漸褪去的光環。

意大利媒體《信使報》（Il Messaggero）問道：「那麼，昔日的輝煌如今又在哪裡呢？」

法國今年償還國債的成本預估高達670億歐元——這筆開支已超過除教育和國防以外的所有政府部門開支。

預測顯示，到本世紀末，這筆支出甚至將超越教育和國防，達到每年1,000億歐元。

上週五，信貸評級機構惠譽下調了法國的債務評級，這可能使法國政府借貸成本上升，反映出外界對該國穩定性及償債能力疑慮的不斷增加。

法國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貸款，或需要歐洲中央銀行介入的可能性，已不再是天方夜譚。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國際局勢動盪的背景下：歐洲的戰爭、美國的戰略撤退，以及無法阻擋民粹主義的崛起。

上週三，一個名為「封鎖一切」（Bloquons Tout）的團體組織了全國性的抗議。這場行動被極左派劫持，除了幾場引人注目的街頭衝突外，影響甚微。

但真正的考驗是在這兩天，工會和左翼政發起大規模示威，反對政府的改革計劃。

資深政治評論員尼古拉·巴弗雷（Nicolas Baverez）形容：「在這個關鍵時刻，當法國和歐洲的主權與自由岌岌可危之際，法國陷入混亂、無能和債務的泥潭中。」

馬克龍總統堅稱自己有能力帶領國家走出困境，但他的第二任期只剩下18個月。

一種可能性是，法國憑藉其固有的優勢——財富、基礎建設、制度韌性——能夠度過這場許多人眼中的歷史轉捩點。

但另一種情境則是：法國將永遠變得虛弱，成為左翼和右翼極端分子的犧牲品，成為新的歐洲病夫。

與總理的緊張關係

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馬克龍在2024年初夏災難性地解散國民議會。這場提前的選舉不僅未能為其管治奠定更穩固的基礎，反而使新一屆國會陷入三方分裂：中間派、左派與極右派。

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組成有效政府，因為其他兩方總會聯手反對。

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與法蘭索瓦·貝魯（François Bayrou）先後短暫擔任總理數月，但最終都在所有政府都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上倒下：國家應如何籌措與使用資金。

現年74歲的中間派貝魯，將法國債務問題視為施政的核心象徵——目前法國債務已超過3兆歐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約114%。

他希望透過在2026年預算中削減440億歐元來穩定償債計劃。

但上週，左派與極右派議員聯手對他發動不信任投票，迫使他下台。民調也顯示，許多選民對他的政策構想持反感態度，例如取消兩個全國性假期以增加國防支出。

馬克龍的當務之急是委託其核心圈子的成員開創新路線。

上週39歲的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Sébastien Lecornu）被任命為總理，他是一位言語低調的諾曼第人，在愛麗舍宮喝威士忌聊天的深夜聚會上，他成為了總統的密友。

在任命之後，馬克龍表示他相信「在尊重各方信念的前提下，政治勢力之間是有可能達成協議的」。

據悉，馬克龍欣賞勒科爾尼的忠誠，以及他不熱衷於追求個人政治前途的態度。

在與前兩位總理——資深政治人物米歇爾·巴尼耶與法蘭索瓦·貝魯——關係緊張之後，如今總統與現任總理的立場一致。

經濟學家、總統顧問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認為：「有了勒科爾尼，基本上就等於馬克龍自己在當總理。」

「馬克龍與勒科爾尼，本質上是一體的。」

新總理的艱鉅任務

馬克龍希望新總理推動一場轉向。從過去主要傾向右派，如今他希望與左派——尤其是社會——達成協議。

根據法律規定，勒科爾尼必須在10月中旬前提交預算案，並在年底前獲得通過。

從數字上來看，唯一可行的方式是讓他的中間派陣營獲得左右「溫和派」的支持——也就是保守派共和與社會。

但問題在於：每向一方作出讓步，都會增加另一方退出的可能性。

例如，社會目前士氣高漲，要求大幅降低債務削減目標。他們主張對超級富豪企業家徵稅，並廢除馬克龍在2023年推行的退休改革（將退休年齡提高至64歲）。

然而，這些主張對親商界的共和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們已威脅，若預算案包含上述內容，將投票反對。

法國主要僱主聯盟——法國企業運動協會（MEDEF）甚至表示，若勒科爾尼以加稅作為解決預算僵局的方案，他們將發動「大規模示威」。

讓情況變得更加棘手的是時機：馬克龍即將卸任，這使得任何一方作出讓步的可能性更加渺茫。3月將舉行重要的市政選舉，而總統選舉則定於2027年5月。

在政治棋盤的兩端，分別是極具影響力的政——右翼的「國民聯盟」與左翼的「不屈法國」——他們只要看到與中間派妥協的跡象，就會高喊「背叛」。

對任何有政治抱負的人而言，盡量少接觸馬克龍這位政治資產日漸縮水的總統，可能才是本能反應。

勒科爾尼的任務可謂極為艱鉅。最理想的情況下，他或許能勉強拼湊出一份協議，暫時避免在國民議會遭遇挫敗。但這樣的預算必然會被削弱，其向市場釋放的訊號將是法式蒙混過關，而償債成本也將進一步上升。

另一種可能則是失敗，再有一位總理辭職。

這正是馬克龍最不願面對的末日情境：再次解散國會、再次選舉，而這一次，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瑪麗娜·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可能真的勝出。

甚至——如部分人所要求的——馬克龍本人也可能因無法化解僵局而被迫辭職。

多重危機的交匯點

研究法國的時候，人們總能找到一些不那麼「災難論」的觀點。畢竟，這個國家過去也曾歷經危機，最終總能勉強度過；而在馬克龍治下，也有一些值得讚賞的地方。

前共和主席尚-法朗索瓦·柯佩（Jean-François Copé）表示：「包括進出口的平衡，法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穩健。」

「我們的失業率一向高於英國，但並不算災難。我們有很強的創業活力，經濟成長甚至優於德國。」

馬克龍前顧問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也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他說：「我們不會像希臘那樣陷入崩潰。貝魯對債務的警告，其實是一記有效的警鐘。」

但對其他人而言，當前世界局勢的劇烈變化，使這些言論聽起來過於樂觀，如果不是自滿的話。

巴黎高級金融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家菲利普·德塞爾廷（Philippe Dessertine）說：「我們不能像政客那樣輕描淡寫地否定國際貨幣基金介入的可能性。」

「這就像我們站在一道堤壩上。它看起來堅固，大家都站在上面，不斷告訴我們它很安全。但海水正在下方侵蝕，直到某一天，它突然整個崩塌。」

「可悲的是，如果我們繼續無所作為，這就是將會發生的事。」

《世界報》（Le Monde）記者弗朗索瓦絲·弗雷索茲（Françoise Fressoz）也指出：「我們已經完全對公共支出成癮。這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無論左派或右派政府都用來撫平民怨、換取社會和平的手段。」

「如今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這套制度已走到盡頭——作為一個舊式福利國家，我們已經來到了終點。但沒有人願意付出代價，也沒有人願意面對必須進行的改革。」

法國當前發生的正是多重危機同時交匯的結果——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這正是讓此刻顯得格外重要的原因。

民調專家傑羅姆·富爾凱（Jérôme Fourquet）上週形容：「這就像一齣難以理解的戲劇，在空蕩蕩的劇院裡上演。」

選民被告知債務是攸關國家生死的問題，但許多人要麼不相信，要麼不明白為何自己要承擔代價。

而主導這一切的，是一位在2017年懷抱希望上台的總統。他曾承諾要彌合左右派、企業與勞工、增長與社會正義、歐洲懷疑論者與歐洲擁護者之間的鴻溝。

在這場最新的政治災難之後，法國評論員尼古拉斯·巴弗雷（Nicolas Baverez）在《費加羅報》（Le Figaro）得出沉痛結論：「人民真正反抗的對象是馬克龍，他對這場海難負有全部責任。」

「如同所有煽動者一樣，他已將我們的國家變成一片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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