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觀點》《十五五》規劃轉向政治化

[Newtalk新聞] 四中全會落幕，北京隨即展開一場鋪天蓋地的宣講行動。從李強到王滬寧，再到蔡奇，領導人接力「投書」，輪番詮釋剛出爐的《十五五規劃》。其中最具風向球意義的，莫過於蔡奇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治國必先治，興才能國強〉。這篇看似是對務工作的常規重申，實則釋放出治理邏輯發生重大轉變的制度訊號。

文章揭示了五年規劃的深層轉向：從「經濟導向」滑向「政治導向」，從「成長敘事」走向「穩定敘事」。這不只是政策語言的微調，而是治國策略的根本逆轉。

《十五五》不談經濟，體制正式進入「習近平停滯」

自1953年以來，的五年規劃始終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產能布局、成長目標、改革節奏構成其正當性的主幹。然而在《十五五建議》中，這一傳統被刻意放棄。蔡奇的詮釋通篇避談GDP、投資、創新、產業升級這些過去的高頻詞彙，取而代之的，是「從嚴治」、「自我革命」、「紀律監督」。

這種徹底去經濟化的語言工程，標誌著中國治理邏輯的一次結構性轉變——「習近平停滯」的制度化正式登場。

這一局面令人聯想到布里茲涅夫時期的蘇聯：進入一段表面穩定、實則僵化的「停滯時代」（Era of Stagnation）。今日中國亦步亦趨：政策不再尋求突破，而是繞著忠誠與控制自我強化；不再追求發展，而是以「不出事」為最高目標。這不是「改革放緩」，而是國家治理全面轉向保守主義與自我設限。

「全面從嚴治」：從副詞變主詞的統治語法

「全面從嚴治」原是內紀律建設的修辭，如今卻被正式寫入《十五五》的指導思想，地位從副詞性修飾語搖身一變成為治國主軸。

當「治」成為「治國」的全部起點與落點，五年規劃這種本應聚焦發展藍圖的政策文本，徹底變質為一套政權防禦工程設計圖。

蔡奇文章中不斷重複的「嚴的基調、嚴的氛圍、嚴的措施」，體現的是當前治理心態的真實寫照：不是追求鬆動與彈性，而是收縮與管控；不是制度完善，而是權力強化。

所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此語境下早已不再是清廉訴求，而是權力穩定機制。反腐不再針對貪污，而是針對異己。

去經濟化背後的核心邏輯：權力防禦主義

對照《十三五》與《十四五》仍高頻出現「創新驅動」、「製造升級」等經濟術語，《十五五》則幾乎將這類語言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判斷力」、「風險預警」、「紀律巡查」、「防範未然」等政治穩定語彙。

這顯示的治理焦點，已從發展焦慮徹底轉為政權防禦。當社會壓力上升、地方債務爆表、青年失業高漲，北京已不再寄望於經濟成績換取統治正當性，而是轉向政治忠誠與紀律整肅。

《十五五》不是一份政策規劃書，而是一份避震結構設計圖。它的核心不在發展未來，而在防守當下；不在鼓勵冒險，而在規避變數。

從「發展型政」走向「防禦型政」

曾自我定位為「發展型政」，透過經濟增長來支撐其統治合法性。然而《十五五》無疑宣告這一模式的終結。

蔡奇的文章不是純粹的理論闡述，而是一紙制度化的轉向公告，昭示著已完成從「發展型」向「防禦型」政的質變。在這個新治理架構下：經濟規劃淪為維穩工具、反腐成為統治資源、忠誠取代能力、政治紀律取代市場邏輯。

GDP不再是官員升遷的KPI，創新也不再是政績核心指標。搞經濟不如跟對人，表現不如表忠。

結語：從語言治理到體制自鎖，「習近平停滯」的時代來臨

從布里茲涅夫的「表面繁榮」到習近平的「語言治理」，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大國邁向現代化的進程，而是一個封閉政體為延命所採取的體制自鎖。

《十五五規劃》是「習近平停滯」時代的官方註腳：它象徵著中國共放棄經濟驅動的改革路線，選擇以高度集權、政治篩選與語言工程，建構一個封閉而防禦的統治架構。

在這份規劃中，無解的經濟、無聲的改革、無限的忠誠與無處不在的，交織成一場統治焦慮的制度化迴圈。而這一切，不是錯誤，而是刻意設計；不是應變，而是預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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