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給地、你蓋屋：荷蘭青年合作造屋實驗中，台灣能否跟上多元住宅生產模式？

近年，歐洲各國房價漲幅遠超過人民的收入漲幅，租金飛漲，房屋也成為商品炒作，收入一般的家庭、初入社會的青年勞工皆難以找到適合且可負擔的房屋（adequate housing），在巴塞隆納、巴黎、斯德哥爾摩等大城市尤為嚴重。即使擁有高比例社會住宅存量的國家──荷蘭，也面臨新建住宅量和社宅不足的狀況，導致住宅短缺。

長久以來重視住宅政策的荷蘭，近年鼓勵青年參與合作造屋的模式，公私協力，試著緩解青年居住問題。身處在高房價、租金漲幅快速的台灣，荷蘭案例讓我們看到什麼可能？

擁有逾1,700萬人口的荷蘭，是歐洲人口最密集的國家之一，近10年來，荷蘭的住房危機節節升高，包括住房短缺、房價與租金上漲。因國民平均壽命延長和移民進入等因素而增長的人口，帶來住房需求，新建住宅數量卻跟不上，衍生嚴峻的住房短缺問題。

荷蘭租金漲幅創6年新高

2020年，荷蘭住房短缺戶數達到33.1萬戶，佔總房屋存量4.2%，大城市情形尤為嚴重，阿姆斯特丹對於可負擔住宅（affordable housing）需求頗高，平均入住社會住宅要等上5年半。荷蘭估計2030年人口將達到1,835萬，政府也在研擬與各類開發商合作，達成蓋出100萬戶房屋的目標。

此外，現有的出租住宅租金也持續上升。2020年6月，荷蘭有42%的人住在出租住宅，因爲通貨膨脹持續上揚，租金漲幅創下6年來最高，達到2.9%，高於過去10年平均漲幅。鹿特丹、海牙和阿姆斯特丹，是荷蘭租金漲幅前三高的城市（分別為4.2%、3.6%、3.5%）。

荷蘭社會住宅的關鍵：住宅法人

荷蘭的出租住宅可分為兩種：私人住宅和社會住宅。私人出租住宅約佔整體住宅的13.1%（約104萬戶），而社宅佔比更高，約29.1%（約229萬戶）， 社宅主要由住宅法人（Woningstichting）興建管理。

1901年荷蘭通過《住宅法》（Woningwet），保障人民居住權並提供法源，確立社會住宅為住宅政策中重要一環，由民間的住宅法人來開發、出租並管理，目前約有400萬人住在社會住宅。住宅法人有如專業化的非營利開發商，專注在興建社宅，在財務方面，藉由「社會住宅擔保基金（WSW）」，確保銀行提供長期低利融資；在土地方面，透過地方政府提供優惠地租。

不論所在地段、坪數大小，社宅租金是依照物價訂定上限，調漲也受到限制。2020年私人住宅的租金平均超過1,000歐元（約新台幣3.3萬元），住宅法人一般會將租金定在市場的80 %。在租屋市場價格持續上漲下，2021年社宅每月租金落在752歐元（約新台幣2.5萬元）。

（資料來源：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阿穆斯特丹政府官網、Housing Europe）

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eit Delft）建築學院博士候選人于欣可分析，荷蘭社會住宅租金雖會上漲，但受到政府嚴格管控上限，不會超出可負擔租金範圍。相對而言，私人住宅租金不受任何控制，其漲幅是帶動整體租屋市場高漲主因（註）。

註：據荷蘭統計局（CBS）統計。2020年6月，住宅法人擁有的社會住宅租金漲幅2.7%，私人出租住宅租金漲幅3％。

住宅短缺的問題在大城市中特別顯著。受到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的金融危機影響，開發商、住宅法人蓋新房的意願銳減，加上2020年英國因脫歐造成政經動盪，許多英國企業、國際組織遷移到荷蘭，特別是國際化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所以房屋需求增加，「哪怕（阿姆斯特丹）已接近一半的住宅是社宅，還是不夠，」現居鹿特丹的于欣可表示。

住宅短缺的問題在大城市中特別顯著。受到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的金融危機影響，開發商、住宅法人蓋新房的意願銳減，加上2020年英國因脫歐造成政經動盪，許多英國企業、國際組織遷移到荷蘭，特別是國際化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所以房屋需求增加，「哪怕（阿姆斯特丹）已接近一半的住宅是社宅，還是不夠，」現居鹿特丹的于欣可表示。

社宅租不到、私宅租不起，都市青年決定自己蓋

在住房數量不足、私人出租住宅租金高漲之下，中等收入的都市青年住宅需求受到雙重夾擊：他們較難排入社宅（註1）、借到房貸，也難以負擔私人出租住宅市場的價格。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彼得．布勒豪（Peter Boelhouwer）在2019年的論文指出。尋求雙親協助房屋貸款、與人分享共住房屋，甚至住在露營車上，成了替代的選擇。

面對住宅難覓的沉重壓力，都市青年開啟了另一個選擇：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自力造屋，讓房屋回歸居住的本質，而非買賣的商品。

2018年開始，由13位荷蘭青年組成的住宅合作社（Housing Cooperative）「de Nieuwe Meent（dNM）」開始醞釀一項計畫：他們希望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建造一個60人規模的社區，全部只供出租，一半將作為社會住宅，另一半則提供給居住團體（註2）作為共居空間。

註1：荷蘭政府2015年通過新版《住宅法》當中規範一項重要的政策工具「適當安排」（passend toewijzen），據此要求住宅法人確保所有收入較低的家戶可以住進社會住宅。

以2018年為例，當年度荷蘭全國人均所得平均為3萬8,032歐元（約新台幣128萬元）。荷蘭政府規定住宅法人所擁有的社會住宅，80％戶數必須安排出租給年收入低於3萬6,798歐元（約新台幣124萬元）者，10％給家戶年收入介於3萬6,798歐元到4萬1,056歐元（約新台幣138.5萬元）者，剩餘戶數才可出租給收入更高者。

資料來源：荷蘭政府官網、荷蘭統計局《National accounts of the Netherlands 2019》

註2：「居住團體」（woongroep）的成員為一群沒有家庭關係的個人組成，基於共享的生活理念、宗教、社群甚至經濟因素希望共同生活，比如若以「環保」為核心，成員則共同依循低碳的生活模式。

居住團體的共居形式，介於公社與社會住宅之間，不像公社居民完全共享一切，也非同一般社會住宅常見以家庭為單位入住的居住形式，而是以群體為單位住在同一棟建築內獨立門戶，在個人居住空間外共享其他空間。

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是啟動青年自力建設合作式住宅的最主要推手。這個以「zelfbouw」為名的計畫──即荷蘭文「自己做建築（do-it-yourself building）」之意，讓市民自己募集成員成立住宅合作社，市政府主動公布、釋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的閒置土地，協助市民籌措建設經費的融資計畫。

「我平常很喜歡上網看地圖，2018年的時候，我看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網站上的zelfbouw計畫，」賽爾丘克・巴拉米（Selçuk Balamir）說，他所創辦的組織dNM贏得該計畫競賽，並在2019年5月正式登記為住宅合作社形式法人。巴拉米指出，dNM既不是透過佔領既有空屋所成立的佔屋空間，也不是一般股權制公司，「這座建築永遠不會進入市場，我們是承租人和住客，不會透過租金獲利。」

5年前，巴拉米體驗過與另10位成員組成居住團體的生活形式，住在一處由住宅法人所有的社會合作住宅。該處開放給居住團體以重視社群參與、自主管理與持續營運的原則經營，房租則可根據成員的工作收入，給予彈性調整。巴拉米和夥伴們摸索出共享的日常生活形式：「房租不會成為我的生活壓力，這讓我更有餘裕能投入到有興趣的社會運動。我靠自己的雙手感受到這種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潛力，也親身體會到生活可以創造出多少不同。」

那是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不會被市場或政府決定市民「共有（commoning）」的居住形式，「整個dNM住房都是可負擔的住房」，巴拉米指出，面對逐漸升高的住房壓力，這次不僅止於複製過往的經驗，「我想投入5倍、甚至10倍規模的實驗性嘗試。」

實驗進行式：由使用者從無到有、共同打造的理想住房

dNM的住宅合作社建設計畫，是阿姆斯特丹第一個以「公共（commons）」為共同生活價值，並自力造屋的實驗，與透過住宅法人中介的社會住宅不同，住宅合作社可說是由使用者（住戶）從無到有共同打造理想的住房，每一位租客都是合作社成員，共同營運和管理財產。房產為集體擁有，且不用來營利，以房客租金償還興建過程的借款，也一同管理和經營社區。

此計劃建設經費預計600萬歐元（約新台幣2億元），除了市政府協助向銀行取得貸款和補助、租金貢獻，當中有8%財源則正在向社會大眾發起募資籌措，dNM希望藉由募資行動，邀請人們關心當前住宅危機，並支持開創住宅合作社造屋的可能性（截至本文刊登前，已達成目標金額55%以上）。

在2020年10月和2021年2月，dNM已分別開放兩次機會，讓有興趣的住戶提出入住申請。dNM的建築預計於今年第三季動工，並且在2023年正式迎接住戶入住。

對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而言，dNM也是一項實驗性計畫，將成為市政府調整租房政策方向的依據，達成在未來5年陸續蓋出7,000處合作式住宅的目標。此一「公私協力」的模式，反映出長久以來「居住」的基本需求，確實位居荷蘭的政策核心，公部門用務實且彈性的做法，替青年找出路。

民間自建社會住宅，在台灣可能嗎？

從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到2014年的巢運，台灣走過抗議高房價的社會運動，後者重點主張中，亦有呼籲政府應鼓勵民間興辦住宅；到2019年居住正義改革聯盟延續無殼蝸牛運動的「夜宿東區」傳統，仍在訴求對抗高房價。都市青年身處在遲未緩解的房價、租金高漲的壓力鍋中，自力造屋是一項具潛力的「逃逸路徑」：不搬離城市，但離開房地產的市場邏輯。

雖然現實上，台灣缺乏荷蘭悠久根深的社會住宅傳統、也缺少有力的住房研究來要求中央政府全盤、清楚而長期的住宅政策，于欣可分析dMN案例指出，「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會支持住房合作社，因為政府不需自行興建管理，但是透過適當的協助，以更靈活的方式，解決青年的住宅需求和城市的住宅短缺。」

台灣雖不可能全盤照抄荷蘭的制度，但公私合作的制度彈性，卻是值得效法的精神。

「台灣因為主要是單一的住宅生產模式，所以無法想像合作住宅，可是如果有不同的住宅營造、生產模式，就會有更多能力想像我們要住在什麼樣的房子，住宅會更多元，這就是合作住宅的核心。」于欣可表示，「可以學習他們解決問題的精神，對無法在市場、既有社會住宅框架的人，找到特殊使用需求、居住需求目的，給予制度上的彈性。」

台灣民間自建住宅仍缺乏公私合作模式與彈性制度的支持，雖然按照《住宅法》與《民間興辦社會住宅申請審查辦法》，民間也可興辦社會住宅，但目前仍是零案，全數由國家直接新建。2019年，責任保證基隆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簡稱基一社）著手嘗試，希望成就第一例民間興辦社會住宅案例，土地的取得是第一個關卡。

政府目前的閒置土地開放給都市更新、興建文創園區等藝文活動，卻未開放給民間自建住宅活化使用。基一社透過深耕住宅議題的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簡稱OURs）協助詢問國有財產署，才確認「公有非公用之住宅區土地」，可以給予民間興辦社宅，也在協調過程中，取得基隆市的公有非公用土地標示清冊。

資金更是最主要的難題。《住宅法》第24條規定，政府得協助提供民間團體中長期資金，目前政府中長期資金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就有可提供的融資工具，然而「說主管機關可以幫你協助融資，但其實只是轉手送件而已，銀行不要還是不要，」OURs與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合聘研究員廖庭輝分析。

基一社目前正在向營建署爭取，由政府協助擔保向銀行取得貸款，未來可進一步向基隆市政府提出具體興建社宅計畫。

台灣未來式：開創制度彈性，容納多元住宅生產模式

台灣青年自力造屋的前景，在於兩個關鍵：政府應主動公布閒置土地並協助取得銀行貸款，建立合理的支持機制。

OURs執行祕書、政策研究員詹竣傑表示，OURs持續協助基一社興辦社宅，打通一條民間自建住宅的制度路徑，也希望促成第一個成功案例，給予更多有志於此的年輕人可以參考的模式。

民間自建住宅的活力尚須政府予以激發，但要深入解決住宅危機，有賴以住宅為核心的整體政策規劃。「歐陸的都市規畫，出發點都是住宅。但是在台灣，住宅是最末端。」于欣可如此點出。

台灣住宅政策的討論，目前只停留在囤房稅、社宅存量、容積獎勵等價格供需的層面，並未以住宅為核心，連結各層面的政策設計，做出全盤規劃。于欣可指出，「從住宅出發，可以談道路規劃、央行要求私人銀行放多少錢到房地產部門、可以談利率等問題。」以住宅研究為基礎，釐清問題癥結點，政府需跨部門合作且長期的政策規劃，才能以適當且完整的制度解決住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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