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當校安通報化為編號：誰還記得孩子不是案件，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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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月開學至今，校園裡原該是青春腳步聲，卻愈來愈常被敲門、記錄、約談與通報取代。孩子本來屬於課堂、操場的身影，逐漸被淹沒在案件審查與表格流程裡。他們不再是孩子，而是「校安通報序號○○○」。一條命的重量，本該敏感而謹慎，但在校園裡，它有時輕得像便條紙，被貼上、撕下，再貼上。

多年觀察校園行政，看到的是一個令人心碎的趨勢：校安事件通報屢創新高。性平案件、教學不力、管教不當、網路霸凌、群體排擠……每一件通報都是一次可能的傷害，也是行政、法律與輿論的漩渦。孩子哭，老師怕，校長慌，家長怒，而輿論等著撕裂下一個標靶。

在這片混亂之中，我們不得不問：司法的保護機制，究竟保護了誰？

近期板橋一名小六生持美工刀攻擊女老師，引發社會震驚；另一則媒體舊案「沒交50元保護費慘遭殺害 國中生亡靈託夢警隊長破懸案」，28年前一名梧棲國中生的離奇失蹤案，時隔12年後由一名偵查隊長在2009年翻閱卷宗而重啟展開宣告偵破的案件，更讓父母心驚。

少年司法原意是保護，避免未成年人成為司法標籤下的永恆被告。然而在校園事件司法化的今日，孩子被約談的次數，可能比上輔導室還多；而老師有時在未審先判的輿論裡，被推入難以翻身的深淵。

許多第一線學校行政人員難掩失望表述：「我們已經不是在做教育，我們在做災害控管。」通報制度本意良善，但一律外部通報、不分風險層級的現行做法，正讓校園秩序走向另一種失衡。

在人事資料檔案中記載一則令人憂傷的案件：一名國三女孩長期遭同儕以外貌嘲弄，群組裡每天都有羞辱她的迷因。事件曝光、程序啟動，但真正的修復還沒開始，她就已選擇轉學。留給老師的那句話刺痛人心：「我不是想告誰，我只是想有人聽見。」

我們有沒有給她這個「有人」？還是，我們讓程序大於生命？

校園的司法化處理，若忽略心理支持與修復措施，就像只消毒，卻不包紮。

前（2023）年新北國三割頸案讓一名少年失去了生命，也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倡議者徐妮妮指出，少事法新制有理想：先輔導、後處分、盡量非刑事化。然而前線人力有限、支援不足，理想常常折斷在暗夜裡。

從歷年的少年犯罪檔案來看，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的縮影。少事法在對待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時，並無法形成有效的屏障，對於法律的保護使得許多少年抱著「我未成年，法律會保護我」的心態，無所顧忌地行動，而他們的行為往往在瞬間，改變了他人一生的命運。

這一切的背後，透露出我們社會對孩子的理解與支持大多是表面的。我們真正缺乏的，是深度的人際教育與修復支持。孩子需要的不是純粹的懲罰，而是有人帶著他們理解傷害、面對後果、修補關係。如果學校只剩下程序，沒有修復，校園就會成為下一個社會冷感的加工場。

孩子不是案主、被告、證人或標籤，他們是正在長出生命可能的人。

司法可以介入，但不能成為傷害的加速器。制度需要牙齒，也需要心臟。

或許，此刻有一名孩子在輔導室外等待；

或許有一位老師在撕碎未講完的教案；

也或許一位家長，手握投訴表格流著淚；

而制度，需要回望、看見、修補。

一條命的重量，不該在校園裡被輕放。孩子伸出求救的手時，抓住他的，不該是程序，而應該是人。

【以上言論為第三人投書，不代表本刊立場，讀者請本於客觀事證自行評價】

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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