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左撇子女孩》鄒時擎：女生成長不需要這麼痛苦

（德國之聲中文網）採訪當刻是紐約清晨，鄒時擎坐在電腦視訊鏡頭前面，一邊寒暄一邊忙著化妝。她剛從洛杉磯趕回紐約，下一站又要飛往義大利為電影跑宣傳。

這是美國影壇歲末電影獎季最忙碌的時節，鄒時擎的《左撇子女孩》在國際影展屢獲佳績，更將代表台灣角逐2026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項。美國影藝學院12月17日公布短名單，《左撇子女孩》確定闖入前15強，鄒時擎也成為台灣影史首位入選該獎項短名單的女導演。她在緊湊的宣傳行程間隙接受DW專訪。

鄒時擎是誰？

鄒時擎出生、成長於台灣，在美國紐約的新學院（The New School）取得媒體研究碩士學位。一次偶然在剪輯課與西恩貝克（Sean Baker）相遇，一見如故的兩人成為彼此電影事業的緊密夥伴。

從出道之作《外賣》（Take Out）、以iPhone 5S拍攝的《夜晚還年輕》（Tangerine）、好評如潮的《歡迎光臨奇幻城堡》（The Florida Project），鄒時擎和西恩貝克的合作作品在獨立電影圈大放異彩。

今年，西恩貝克憑藉《艾諾拉》（Anora）奪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和奧斯卡金像獎四大獎項，風光無限；鄒時擎也以首度獨挑大梁執導的《左撇子女孩》（西恩貝克身兼該片的共同編劇、剪輯和製片），榮獲坎城影展「甘氏基金會獎」與會外獎「金鐵道獎」、羅馬影展最佳影片等；此片女主角馬士媛則獲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

《左撇子女孩》取材自鄒時擎的故鄉台灣，以及她的童年經歷。故事描述一名單親媽媽與兩位女兒從鄉下搬回台北，在夜市討生活的故事。從發想、籌拍到最後上映，費時25年才終於完成。

以下為經過編輯的專訪內容：

台灣與女生

DW：三個台灣女生到台北討生活，故事舞台穿梭在夜市、檳榔攤、老舊公寓的家，還有壽宴之間。這是一部很「台」的電影，偶爾還有一點「夜市人生」般的八點檔鄉土劇味道。你想透過這個故事訴說或記錄什麼？

鄒時擎：其實我只是很想要真實地把台灣女性勞工階級的生活，一五一十地讓大家看到，我覺得有點像紀錄片吧，可以讓大家很真實感覺到其實生活很不容易，尤其是這些女性，你知道她們背負的東西很多，然後沒有辦法跳出這個框框。

我自己在這個環境（台灣）裡生活過，出來再往回看的時候，我希望可以做些什麼，可以讓以後的人不要再經過這種你知道很痛苦的成長，因為不需要這麼痛苦的，女生跟男生應該是平等。我現在沒有辦法改變任何一切已經發生過的事，可是我希望可以用這個來當借鏡，讓後來的人可以瞭解、看過的人可以知道，其實你是可以踏出去，你不需要一直活在這個框架裡，很多東西你可以去爭取。

DW：《左撇子女孩》可以說這是一部台灣女性故事，主角是來自三個不同世代的母女。除了說出「左手是魔鬼手」的外公（陳慕義飾演）之外，父親角色是很大的缺席。這是故意的設計嗎？

鄒時擎：可能是我自己在生活裡面看到的東西吧。我爸媽是一直在一起的，一直都是雙親家庭，可是很多時候我會看到很多男性角色、很多爸爸是完全缺席的，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應付他們自己以外的事情。譬如說我們小時候，出門都是我媽帶我們去，我爸絕對不會出門，他的工作就是賺錢把錢帶回家，可是家裡的事情好像都是我媽媽在做決定，都是我媽媽在處理。

可能是我這樣的生長環境，然後又看到我外公、外婆的生活模式，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台灣的先生沒有太太是活不下去的，我覺得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所以電影裡面就是很類似，爸爸在那邊，可是他的角色就只是一個名字，或只是那一袋薪水，有點像傳統的複製吧，而且很多時候不是爸爸、不是男性，其實是女性、外婆、奶奶，很多時候其實是女性在壓抑其他女性。

DW：那麼這是你用電影來解放女性跟小時候的自己的一種方式嗎？

鄒時擎：我覺得應該是欸。其實我一直沒有這樣的感覺，可是真的拍完，然後再花了兩年剪接，其實給我自己很多的時間去瞭解這些事。如果我很順利的拍完、剪完，然後馬上去影展，我可能都沒有時間去消化這些。花了這麼久拍成這個故事，其實故事裡面有很多可能我當時沒有發現，可是這兩年來一直在重新觀看、重新詮釋這個電影的時候，真的是有一個不同的解釋，對整個生命都有不同的解釋。

我覺得也瞭解自己很多，譬如說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我這麼討厭照鏡子，為什麼這麼討厭看到在螢光幕……譬如說我在 Sean（西恩貝克）的電影裡面演了兩三次，（但）我很討厭看到我自己，我是沒有辦法看我自己在表演的那一段。後來我到最近才發現，就是因為在台灣成長的時候，你接收到很多對你外表一些很負面的評價，你其實是沒有辦法忘記這些東西的，會一直跟著你，然後會變成你的一部分。

DW：這部電影帶有自傳色彩，你自己本身就是左撇子的女孩。對現在的觀眾來說，比如更年輕的世代，「左撇子是魔鬼手」這個說法可能會覺得有點荒唐，但你認為你那個世代的台灣女性非常壓抑，是有一個很明確框架去束縛的時代？

鄒時擎：沒錯，而且我覺得我這20年觀察，我離開台灣之後很多朋友我們還是聯絡、還是會聊天、還是會講到一些自己生命裡面的經驗，就發現其實這個觀念沒有不見，它已經等於是變成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其實有點可怕，因為大家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討論的事情。

譬如說，你哥覺得他是男的，所以他可以拿走所有的遺產，然後你做妹妹，其實法律規定兩個人都要平分，那你會去告你哥哥嗎？不會嘛，因為你會被所有人批判。其實哥哥就是犯了一個法律上的錯誤，可是你不能去糾正，沒有人可以去糾正這件事情，除非以後就撕破臉了，不要跟你哥哥有任何來往。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可是就是天天在發生啊。

DW：這個「魔鬼手」不一定以「左手」的方式存在，可能換成另一種形狀？

鄒時擎：對。生活裡面有太多「魔鬼手」。

DW：電影裡馬士媛飾演的角色宜安從好學生到叛逆，有非常大的轉折，同時還有非常裸露的戲份，這個女性角色是怎麼構思的？有你自己的叛逆在裡面嗎？

鄒時擎：其實這三個角色（淑芬、宜安、宜靜）等於是你看到一個女性生活的完整的樣子——小朋友（宜靜）她剛成長，還什麼都不懂的時候，可能會被告知，「你用左手是不好的，你絕對不能用左手」，像這樣小小的一件事情對她們的影響真的非常、非常大。

從這個最小、什麼都不知道，然後忽然被灌輸一個很奇怪的、讓她覺得她有罪過的觀念，然後再到她長大一點，就是像宜安到青少女的時候，她可能就變得很反抗。她覺得為什麼這麼多不公平的事情？為什麼哥哥、弟弟都不用洗碗，可是我要做所有的家事？

現在不是常常在說「長女病」嗎？就是長女沒有結婚，那你就是一定要回家照顧年老爸媽的人，像一個無薪的幫傭。就是有這麼多形形色色、不一樣的事情，我覺得台灣很多東西還是一樣，還是需要被討論，很多時候因為我們都不討論、我們都什麼都不說，反而那些事情變成好像是對的事情。

DW：你是長女嗎？

鄒時擎：算是啊，我有一個哥哥。可是因為我是最大的表姊。我媽是大姊，我跟我哥都是最長的，我是長孫女，他是長孫。你知道長孫的地位有多大？長孫就像一個國王一樣，什麼事都不用做，然後我是長孫女，就是像一個女僕一樣，什麼事我都要做。我從小就是要洗碗，因為我是最大的嘛，當然有其他的表弟妹，可是大家都很小，而且表弟怎麼可能洗碗，都是表妹嘛，但是所有的表妹都很小，所以我就一個人就很可憐一定要洗碗，去外公外婆家都是這樣，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女生會叛逆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你從小就是被這種不公平的待遇一直在強迫。

美國與電影

DW：從小就夢想拍電影嗎？為什麼決定離開台灣到美國發展？

鄒時擎：我好像大一就已經決定我想要出國讀書，因為我真的很想要去看看別的地方、別的人是怎麼樣過生活，然後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覺得在台灣當女生真的很累，太多規範了，我連皮膚曬黑一點都會被人家嫌棄，我就覺得真是太沒有自由了。（台灣）表面上大家都很自由，可是就是有這種小小的地方你會覺得好不自由，你沒有辦法好好地做你自己，不管做什麼都有人要在旁邊告訴你：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因為大家都把自己放在一個框框裡面。

出國之後其實我不是學電影，我是學媒體研究，那時候剛好在剪接課遇到了西恩貝克，他在剪他的第一部長片。他那時候已經從紐約大學的電影學院畢業，他學電影的時候完全是傳統的、用底片拍，然後用手剪刀剪底片，所以他等於又回到學校來重新學非線性剪接，在電腦上剪。那時候我們在剪接課遇到、聊天，發現我們對電影的品味很相似。

我們開始看電影，去看 Dogma 95（《逗馬宣言》，主張電影回歸原始、拒絕昂貴製作的電影運動）所有的電影。那時候2000年初嘛， Dogma 95的電影運動很興旺，我們看完每個電影就覺得：哇！這樣拍的電影好特別，而且好觸動人心。

我們希望也可以一起拍這樣的電影，所以那個時候《左撇子女孩》其實是我第一個告訴他，我外公在我高中時候跟我說「左手魔鬼手」的故事。聽了以後他就覺得：哇！這個我們可以來發展一個電影劇本，他覺得會發展出一些很好的故事，所以我們回到台灣，我帶他看一下台灣，看一下夜市，看一下一些台灣特有的文化，可是發現根本就不可能在美國找到錢，因為是外語片，而且我們兩個都沒有經驗，他才剛畢業，然後我們回到紐約之後就拍了《外賣》。

《外賣》是2003年，兩人花了3000塊美金拍的，第一部我們一起共同執導、共同製作的一部長片，在說一個非法的中國外賣員一天的故事，他要怎麼樣去扯錢、怎麼樣去送外賣。其實我們就是從那部片學到我們所有拍電影的手法，像怎麼樣進入那些非法移民他們餐廳裡面的團體，因為我們就是借到一個餐廳開始跟他們聊天、知道他們的故事，後來就是用這個餐廳來拍。

《外賣》之後我們用同樣的手法，之後的電影都差不多，進入團體去做田野調查，去真實的地點拍，一路一直到2021年的《火紅大箭男》 （Red Rocket）我們才終於找到有人願意給我們錢拍作品（《左撇子女孩》），就是這麼久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拍電影，真的就是因為跟西恩貝克認識，然後兩人一起做了這件事之後，發現這件事情好有趣，我們就一直一起工作到現在。

DW：你跟西恩貝克一直是電影事業很緊密的夥伴，會怎麼形容跟西恩貝克的關係？彼此在共同創作的過程，有因為文化背景或性別視角不同而有摩擦嗎？

鄒時擎：我們是在學生時代就認識了，在一個完全沒有利益衝突的情況下認識，然後變成好朋友，我覺得就是很自然，就是那種老朋友。我們可能會很久、很久沒有見面，也沒有講話，可是兩人遇到的時候，就像之前什麼事都沒有，雖然沒有聊天、沒有講話，可是就是很自然就回到原來的那種好朋友的感覺，也很像家人。因為我們倆喜歡的東西其實很相似，所以就不可能會在創作上面起什麼衝突。

我覺得他對這部片最大的影響就是，因為他剪接的時候等於是把他的視角放進來，所以我覺得這部片才感覺這麼不一樣。台灣人覺得這看起來不像台灣片，可是裡面的故事完全就是台灣故事，然後從外國人的角度看起來，他覺得整個顏色、樣子，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外語片。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就很奇怪的感覺，它是中西的一個混血。

我記得我媽看的時候，因為我媽會看我們以前合作的電影，譬如說Tangerine啊、Florida Project，這些她都會看。她就覺得，你們的電影跟台灣電影很不一樣，你們鏡頭都很近，你會看到人很近，可是台灣的電影都是這麼遠。

我覺得我媽的這個見解就很精闢，我覺得真的就是這樣。台灣電影是遠到不行，什麼都看不到，然後美國電影就是你會比較看到人物、比較close up（特寫），然後會比較看得到他的情緒、比較強烈。

DW：你的電影是很動感的，包含大量使用手機拍攝在夜市穿梭或奔跑的畫面。過去大家會覺得手機跟電影距離很遠，也不覺得手機真的可以拿來拍電影，你自己怎麼看待手機跟傳統攝影機之間的關係？

鄒時擎：不管用什麼攝影機，攝影機只是一個道具而已，一個電影最重要的東西應該就只是這個故事。所以我們為什麼用iPhone拍？就只是因為我們在這樣真實的夜市，在這些狹小的空間裡，iPhone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有利的工具，再加上我要用小朋友的視角來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你是要很貼近的感覺，所以你需要一個小的機器到現場，然後可以把你的整個劇組都藏起來，有點在拍紀錄片的感覺。

如果是其他的電影或是拍攝的情況不一樣，有想要用的攝影機我可以用。我覺得每個計畫它需要的工具是不一樣的。就是沒有一個規範、沒有一個框框。回台灣拍電影的時候，我覺得台灣人就是很喜歡把自己放在一個框框裡，覺得這個應該要怎麼樣，完全沒有想法想要去試。

「喔，我沒有這樣做過」，可能他不會想說「那我們可以試試這樣做」。這個可能是教育的體系不一樣，人的想法就不太一樣。

DW：美國電影獎季開跑，奧斯卡風向球最終會吹向哪部電影備受矚目。《左撇子女孩》將代表台灣角逐2026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項，會覺得有壓力嗎？

鄒時擎：壓力我覺得還好欸，我是真的覺得很開心那個時候的評審選了我們。當然去年我也知道有一些很棒的電影，可是就是剛好那群評審喜歡我們的電影、相信我們的電影，我覺得很榮幸也很開心，可以走到多遠誰都不知道。

就像我說的，你不知道評審在想什麼，所以就是很平常心，如果可以到前五強我們就很開心了，就是可以坐在那邊跟大家一起看誰得獎，我覺得那是我目前的目標，哈哈，目標不大。

家與家鄉

DW：你剛剛有說作品媽媽都會看，她還會給你一些回饋。好像比較不會跟爸爸分享？

鄒時擎：我爸已經不在了。可是我記得他在的時候，他有看過我的《外賣》，然後我媽就跟我說：你爸看你的電影，他是從來不會去看電影的，可是他就是從頭看到尾。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跟她講什麼啦，不過我知道我爸有看過。

DW：家人其實是支持你做電影這一行？

鄒時擎：也不能說支持。我記得我媽常常會問我說：你到底為什麼不去找一個全職的工作？就是月薪的工作。亞洲的爸爸媽媽都是這樣想啊，我覺得因為他們有那種戰亂的背景，我爸也是那種老兵嘛，從中國大陸過來，然後我媽也是家裡有六個兄弟姐妹，一個弟弟然後五個妹妹，她是老大，所以她其實小時候也很苦。他們都是從那種很缺乏的環境過來，所以我覺得他們會希望最重要就是你要能養活你自己，吃飯要能吃飽，有固定的收入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真的很重要啦。

DW：《左撇子女孩》其實也是一個家庭故事，在尋找歸屬感、找家的感覺。你也搬過很多次家，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可不可以分享你自己怎麼看待家的歸屬感？

鄒時擎：我在台北出生長大，台北感覺就是家，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那現在我搬到紐約，我覺得紐約是家，因為紐約有我自己的家庭。

我覺得現在就是台北是家鄉，可是紐約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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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葉家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