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生物科技決勝未來：美國如何在新冷戰中超越中國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新競賽的起點
2025年10月15日，美國印第安納州共和參議員托德·楊（Todd Young）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文章，指出美國正站在一場決定性的新競賽前線，這場競爭並非在鋼鐵、石油或晶片領域，而是在「生物科技」這個改寫人類未來的關鍵戰場。
楊指出，美國的優勢正面臨中國大陸的急速追趕。中國政府以國家力量投入龐大資金，推動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學與生物製藥產業的整合，試圖在生物經濟時代搶占主導權。這場競賽不僅關乎科技創新，更攸關國家安全、產業競爭力與全球影響力的再分配。

然而，楊也警告，美國若仍以冷戰時代的思維去管理科技發展，恐將錯失時機。他主張，唯有釋放私營部門的能量，結合政府戰略導向與企業創新活力，美國才能在這場新型科技冷戰中勝出。
生物科技的戰略意義
生物科技已成為全球經濟與安全的新引擎。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預估，到2030年，生物經濟可為全球帶來超過30兆美元的產值，涵蓋醫療、能源、農業及製造等領域。誰能掌握生物資訊、基因資料與製程能力，誰就能重塑國際產業格局。
中國大陸早在「十四五規劃」中將「生物經濟」列為戰略重點，並透過國家補貼、科研整合與地方試點加速產業聚集。多個省份建立「基因產業園區」，以低成本吸引外資與科研人才。與此同時，大陸政府還大規模收集基因資料，形成龐大的生物數據庫，這使得其在醫療AI訓練與藥物開發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相較之下，美國雖擁有領先的科研體系與創投市場，但其監管與政策支援相對分散。企業在商業化初期面臨高昂成本與繁複審批，導致許多創新成果停留在實驗階段。這種制度性遲滯，正削弱美國在全球生物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
托德·楊提出的四大支柱
為重建美國的生物科技優勢，托德·楊提出了「四大支柱」政策架構。他認為，美國若能在這四個方向上協調推進，將能重新掌握創新主導權。
（一）建立國家生物科技策略
楊指出，美國需要一個具整體性的國家生物科技策略，而非零散的部門政策。這項策略應像過去的「國家太空計畫」一樣，明確設定長期目標與公私協作架構。政府可透過預算支持與科研激勵，引導企業投資於具戰略價值的領域，如基因合成、細胞工程與再生醫學。
（二）打造基礎設施與開放平台
第二項支柱是投資生物製造基礎設施。美國雖在創新上領先，但在規模化生產能力上卻落後。楊主張政府應建立「國家生物製造網絡」，為新創企業提供共用設施與標準化平台，以降低成本並加速成果轉化。這不僅能縮短產品上市時間，也能鞏固供應鏈安全，避免關鍵原料過度依賴大陸供應。
（三）改革監管與激勵制度
第三項支柱著重於制度創新。楊認為現行法規體系過於僵化，阻礙了科技商業化的速度。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與農業部等機構應建立「快速審核通道」與「沙盒機制」，讓企業能在可控風險下測試新技術。此外，稅收優惠與研發抵減措施也應擴大，鼓勵私人資本進入高風險領域。
（四）強化國際合作與倫理規範
最後一項支柱是建立全球規範與道德秩序。楊指出，中國大陸的生物資料利用與倫理標準存在灰色地帶，美國應聯合盟國建立透明、可驗證的生技標準體系，確保技術應用不被濫用於監控或軍事目的。這不僅是科技競賽的一環，更關乎自由社會的價值防線。
私營部門是勝負關鍵
托德·楊強調，政府的角色應是「引導而非取代」創新。美國在半導體與太空產業的成功經驗顯示，真正的突破往往來自私營企業的靈活與冒險精神。
目前，美國創投資金在AI與醫療科技的投入持續上升，但生物製造與材料科學仍相對缺乏長期資金。由於研發周期長、技術風險高，許多創業公司難以在初期取得穩定融資。若政府能設立配對基金或創投保險機制，將可吸引更多資本進入這個關鍵產業。
此外，美國需要培養跨領域人才，結合生物學、工程學與資料科學，建立完整的創新生態。大學與產業間的合作應更緊密，例如以聯合研究中心或共同實驗室的方式推動應用研究，縮短從理論到市場的距離。
與盟友共建開放的創新網絡
面對中國大陸在生技領域的強勢崛起，美國單打獨鬥已不再可行。楊主張，美國應與歐洲、日本、韓國及澳洲等科技民主國家建立「開放生物聯盟」，共同制定資料分享協定、倫理標準與監管框架，確保生技成果能在可信任的夥伴間流通。
這樣的合作不僅能提升研發效率，也能形成對抗中國「國家導向模式」的制度性對比。舉例而言，若美歐能在基因資料保護與AI醫療訓練標準上達成一致，將對全球市場形成壓力，迫使大陸企業遵守更高層級的透明規範。
同時，美國應重新評估出口管制與投資審查政策，確保關鍵生技不被外流，但又不致阻礙盟國合作。這需要一種「精準防護」思維──針對敏感技術設定明確界線，而非全面封鎖。唯有如此，美國才能兼顧安全與開放兩者之間的平衡。
結語：決定未來世紀的科技競賽
托德·楊的警示道出一個現實：21世紀的地緣政治競爭，已從軍事轉向生物與資料的融合領域。生物科技不只是經濟成長的新引擎，更是國家權力的新形態。
若美國能如楊所提，落實國家戰略、完善基礎設施、改革監管並建立倫理聯盟，將有機會重建其在全球生技領域的領導地位。反之，若陷於政治分歧與行政遲滯，美國恐將錯失歷史機遇。
最終的勝負，不在誰掌握更多實驗室或資金，而在誰能打造一個能持續激發創意、尊重倫理並連結全球的創新體系。對美國而言，釋放私營部門的潛力，正是贏得這場生物科技競賽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