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聯手強化戰後東亞秩序底層邏輯

衣冠城 / 自由撰稿人

自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公開拋出「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論述後，東亞安全局勢迅速升溫。高市的言論代表日本在戰後安全政策中罕見地將臺海議題正式納入自身「集體自衛權」的適用範圍之中。這番言論觸動了中日關係的敏感神經，北京還認為這是對二戰戰後秩序的嚴重挑戰，不但在習近平與川普通話中強調臺灣回歸是二戰戰後秩序的一環，更藉由中俄兩國軍事的聯合行動，透過實力強化維持此秩序的決心。

從北京與莫斯科隨後一連串的反應來看，中俄顯然並未將高市早苗的發言視為單一政治人物的個人表態，而是視為日本戰後秩序定位發生質變的象徵。對中俄而言，日本不再只是美國在亞太的安全附庸，而是正試圖突破二戰後憲政與軍事限制，重新取得在區域安全事務中的主動角色。這樣的轉變，觸及了戰後東亞秩序最核心的結構性安排。

中俄在高市發言後迅速展開的聯合軍事行動，正是對這種秩序變動的直接回應。無論是臺海周邊密集的解放軍演訓、南海與東海的海空巡航，抑或是中俄轟炸機編隊穿越對馬海峽、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深處，其軍事意涵早已超越單純「展示肌肉」。這是一種戰略宣示：中俄正在以實際行動，重新劃定東亞安全事務中權界定紅線的實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俄軍事合作的性質，已從過去偏向象徵性的「友誼演習」，轉變為具備完整作戰體系驗證功能的高強度聯合行動。空中預警、遠程打擊、制空作戰與指揮控制等多層面整合，顯示雙方正在為潛在的高端衝突環境進行準備。這不僅是對日本的警告，更是對美日同盟長期主導東亞秩序的一次正面挑戰。這不代表中俄聯手挑戰美國在東亞的利益，更多是提醒美國二戰反法西斯同盟的歷史與共同利益，更是警示美國如果不對日本加以約束，在中方已經向聯合國提出不排除使用「敵國條款」的聲明後，中俄恢復東亞戰後秩序的決心。

二戰結束後的東亞秩序，主要建立在兩層歷史沉澱：其一是二戰後，日本作為戰敗國放棄戰前的殖民地與佔領區，在制度上限制其軍事能力，並接受美國的軍事管轄；其二是二戰結束後不久，旋即發生韓戰，全球進入二極體系，南北韓分裂，美國介入臺海，美國取得駐軍日韓、軍援臺灣的理由。簡言之，過去超過半世紀決定東亞秩序的框架，便是二戰與冷戰決定的兩重架構，但有如地質沉積岩結構，二戰架構是更根本的底層邏輯，美國在這兩重架構中都是獲益者，同時也難以否定二戰戰後秩序的安排。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中俄此舉意在重新確立二戰後被凍結或被西方刻意忽略的歷史敘事。對中國而言，日本任何涉及臺海的安全承諾，都被視為軍國主義復活的前兆與對中國人民慘痛犧牲還來收復失土的侮辱；對俄羅斯而言，則是鞏固其戰後東亞利益合法性的伸張。兩國自「歐戰結束紀念」與「九三閱兵」不斷強調「反法西斯」、「反霸權」，其實正是在爭奪二戰勝利者對區域秩序的詮釋權。

總結而言，高市早苗的「臺灣有事」言論，無意間成為撬動東亞戰後秩序的一塊槓桿。中俄迅速且高強度的軍事回應，顯示冷戰後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安全結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這場秩序再確立的過程，尚未走到終點，但可以確定的是，東亞已進入一個更不穩定、也更需要政治智慧的時代。臺灣的決策者往往只看到冷戰時代美國確立的東亞美國盟友體系，忽視底層二戰戰後安排仍牢不可破，並隨著中國大陸軍事實力的崛起，更加固若金湯，高談「臺灣地位未定」，幻想外力介入，最終抵不過歷史與實力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