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面對法律現實 懲罰陸配玩弄政治

這幾天圍繞陸配參政權的爭議，再度被提升到情緒最濃烈的層次。賴清德在台南孔廟受訪時表示，國籍法沒必要修，否則會增加社會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住民」的疑慮；卓榮泰則在政論節目上，將問題直指為「雙重效忠」，強調如果有一位聲稱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同時又持有北京國籍的人站在他面前質詢，他會不知道該回答哪一個國家，並斷然表示這種情況「絕對不可能容許」。整個問題最核心、最重要、也是最簡單的現實——陸配不是不願意放棄北京國籍，而是根本做不到。

台灣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制定於兩岸尚未彼此承認的年代，因此採取一種特殊的法律架構，把「大陸地區」定義為「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這條法律從制定那一天起，便不是國籍法，而是一種政治定位的延伸。它的目的不是處理國籍，而是處理兩岸尚未統一前的身分關係。於是，大陸地區居民在台灣的法律地位，從來不是「外國人」，而是「特別區域的人民」，在身分與國籍上都不等同於一般外國國民。

麻煩也正是從這裡開始的。台灣的國籍法原本是用來管理外國人入籍，因此要求「放棄原屬國國籍」才可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卻說大陸地區不是外國。因此，一方面法律上大陸地區人民不是外國人，另一方面卻又被要求用「外國人放棄本國國籍」的規則來處理。兩套法律如同兩條捲曲的鐵絲，纏在一起，前後矛盾、邏輯衝突，造成大片制度性的模糊地帶。這不是陸配的問題，而是制度本身的矛盾。

然而真正讓事情變成死結的，是另一端——北京的立場。北京不承認台灣是國家，更不承認台灣人或陸配是「外國人」。既然不是外國人，自然不存在「放棄國籍」的行政程序。這不是政治選擇，而是制度設計。北京的國籍法對於「台灣居民」的定位，是中國大陸的一省居民，並非外國公民，因而不存在向政府申請「喪失國籍」的路徑。換句話說，台灣要求陸配「回北京放棄國籍」，在行政現實中跟要求台灣人到台北市政府申請「放棄台灣國籍」一樣荒謬，因為不存在這種窗口、沒有這種表格、也沒有法律授權可以處理這件事情。

更吊詭的是，當陸配依照現行法律程序完成在台定居、取得身分證、納稅、就業、養育子女，在法律上他們已經只有中華民國國籍。所謂北京國籍的「影子」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北京不承認台灣的主權，因而不承認「放棄」這件事。這不是陸配選擇保留，而是制度造成的殘影。然而這段最關鍵的法律事實，竟在政治人物的對話中完全被淡化甚至被故意省略，取而代之的是「忠誠檢驗」、「雙重效忠」、「疑慮增加」等情緒性語言。

這種操作的策略性很明顯。把行政問題包裝成忠誠問題，比把法律問題拿出來討論容易得多；質疑一群人的「效忠對象」，比承認制度矛盾更符合政治動員的邏輯。但這樣的敘事，只會讓台灣法制的盲點更深，也讓陸配永遠處在難以翻身的位置。社會被引導去討論忠誠，而不是討論兩岸法律定位；被引導去懷疑陸配，而不是檢視制度的不合理；最後得到的不是安全感，而是錯誤的敵意。

政治人物應該承認這個制度矛盾，而不是把它隱藏在政治語言之後。陸配能否參政可以有討論，但討論的起點必須是事實本身，而不是把行政上的不可能當成政治立場，讓「雙重效忠」成為無限上綱的情緒展演，既處理不了法律矛盾，又傷害了一群在台灣生活、工作、納稅、付出的人。（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