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真率自然的人性美
茶峒秀美的山、纯净的水、古朴的民风，养育出了真率自然的人群，这里人皆真，人性皆善，人性皆美，作品毫无掩饰地作出了对人性的讴歌，表现了沈从文先生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正如他本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只想造系列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一直是带着个人的直角进行创作的，力图以美好的人性反观“常”与“变”的湘西社会，着力表现湘西人民的真、善、美。他在《边城》提记中这样写到：“对于农人与兵士，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这写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皆可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支笔如何笨拙，或不至于离题太远。正是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又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笔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于是，在他的笔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完美统一，构成了“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
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并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翠翠是经过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沈从文先生曾经在《老伴》、《水云》等文章中说过，翠翠是由“绒线铺的小女孩”、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以及“身边新妇”（即夫人张兆和）三个原型“合成”的。茶峒的灵山秀水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天生天养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个自小失去双亲的苗家小女孩，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一方面，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娇气、野性的少女，另一方面，翠翠是多情的母亲与作为茶峒屯防军人的父亲圣洁爱情的结晶品，因为私下怀了这孩子，军人想约老船夫的女儿一起逃走，但见她牵挂老父孤独，“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军人的名誉”，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先就服毒自尽了。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漠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丢下了这个小女孩与孤独的老人相依为命，翠翠的骨子里，早已遗传了父亲与母亲对爱情的专注和执着。
翠翠既是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孕育与教化的女儿，是美的精灵与化身，她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渐表现出来的。翠翠是一个美丽纯真，情窦初开的少女，在她的心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充满期待的，她的爱，是单纯、自然而真挚的，她对美好事物充满憧憬，文中写到，“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牵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那些东西走去很远，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地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她对傩送的爱，经历了萌生、觉悟与追求三个阶段。端午节划船比赛中初遇傩送而相互萌生出朦胧的爱意，令翠翠“沉默了一个晚上”，面对别人无意中提及的有关傩送的话题，她会不自觉地脸红，而内心深处却又非常渴望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内心充满幻想。在此之后的两个年头里，无论翠翠看过如何热闹的场面、留下如何热闹的印象，“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
可是，一场提亲扰乱了翠翠甜蜜的心。第一个来向爷爷提亲的，竟然不是她心有所属的二老，而是与二老骨肉相连的哥哥天保。翠翠心中不愿意，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向爷爷明确表示，惟有选择逃避，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而最终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随后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等待着翠翠的不一定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因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但是翠翠并没有在痛苦伤悲中倒下，而是怀着一颗忠贞而刚强的心，等着傩送的回来，结局也不一定是悲剧，因为，“也许他明天回来”。在爱情的命运中，翠翠重复着与母亲相似的悲剧，但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没有像母亲那样徇情而死，而是敢与有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
翠翠的形象流露了作者理想化的色彩。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曾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沈从文先生企图以“美”与“爱”与满目疮痍的现实作对照，呼唤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的社会的回归。
老船夫是“善”的化身，作者同样是把他放在“爱”与“美”的人性天国里进行刻画的。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来任劳任怨地在碧溪为来往过客摆渡，他质朴憨厚，善待乡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有时“过渡人于心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有时实在却情不过，便用这些钱买来茶叶和草烟，慷慨奉赠给过渡的人。正是老船夫的鞠躬尽瘁和狭义心肠，他一直受到众乡亲的尊重，他“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
老船夫的“善”，主要是通过对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表现出来的。对于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孙女，老船夫是最疼爱不过的，也是最担心的，他担心在婚姻恋爱上“翠翠会遭遇跟她母亲共同的命运”，更担心自己一但老去，留下翠翠一人在世上，孤苦伶仃无所依靠，所以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手续清楚地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而他正在一直寻觅着这个他认为可靠而又能为孙女带来幸福的人。心直口快的天保是老船夫第一个认为称心的人，面对天保的提亲，老人向他指出了“马路”和“车路”的求爱途径，一心想让孙女自己作出选择，而反被求亲不成的天保误会。当他发现孙女早已心有所属时，又为她与傩送的联姻劳碌奔波，受到顺顺和傩送冷遇误会却忍气吞声不向翠翠讲实情，以至郁闷忧愁而猝然而逝。
男女之爱，是《边城》的主要线索。故事中的大老“豪放豁达、不拘小节”，二老“眉目秀拔出群，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虽然生长在一个殷实的家庭里，但他们从不娇生惯养，当船总的父亲“在各种生活上训练他们的人格，轮流派遣两个孩子各处旅行。向下行船时，多随自己的船只充当伙计，甘苦与人相共。荡浆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帮帮的舱板。。。。。。弄得两人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娇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当他们知道自己同时爱上了同一个女孩时，他们不吵不闹，不动干戈，展开自由平等的竞争，免伤兄弟手足之情。仁厚豁达的天保选择了走“车路”托人向老船夫提亲，在得不到明确答复时，伤心出走以至他乡溺水而死。而富于感情的傩送却选择了走“马路”，甘愿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最后在哥哥去世的伤悲和因婚事与父亲的争吵中负气远走他乡。这是一场因一系列误会而造成的爱情悲剧，作者正是希望借助这场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表现边城人“优美，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邻里之睦，又是展现边城人性至美的重要一面，船总顺顺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
在毫无商业污染湘西边城，善良的茶峒人重义远利，手互相助，人们每一句简单的说话，每一个随意的行动，都充分来展现出他们真挚、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表达出作者内心对理想人生的执着追求，对人性之美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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